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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繁衍学术文化为己任李思维教授 　　 李思维先生，1936年12月出生于湖北松滋县。1952年16岁时，在湖北省江陵师范学校短师班结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工作于湖北公安县。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又在湖北省为地、市新建高校准备师资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获得深造。1962年，因当时华师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人手欠缺，领导动员其改变专业方向为古代汉语，先生当即服从工作需要，转入华中师范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并被派至武汉大学进修，师从刘博平先生和黄耀先先生。从此，他一生便与汉语史学习和古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五十年。 　　 在教研室，李思维先生长期耕耘于教学第一线。他善于组织更新教学内容，使之既有理论深度又实效显著，教学方法一向以循循善诱，化艰深为浅显而著称。他授课教态亲切，语言生动，于是，以前被学生称为“苦汉语”的古汉语变得不再“苦”，而是学得有趣，获益显著。为此，他多次获得校级教学优秀奖，并荣获曾宪梓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 　　 李思维先生在教学尽力的同时，又为充实、深化教学内容，而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历史词汇、语义和普通汉字学。所著《汉字形音学》中，在汉字的发生、汉字体系的形成、汉字的性质等问题上，与郭沫若、周有光、裘锡圭争鸣，提出了更符合汉字实际的独立见解，有着自己的建树。在历史语义的判断上，如先秦的“缉熙”，魏晋的“消息”，唐宗的“向”等，都优于《辞海》的解释。 　　 1997年，李思维先生业已退休。因华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他又受命牵头，组织《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他??不辍，将自己退休后的时间和全部精力，无私地投入到这项造福国家、泽被学林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设之中。先生未曾想到，这项工作一做又是十五年。 　　 《中华大典》是一项由我国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中华古籍优秀文化资料总汇的大型系列类书，是一部可以和历朝最著名的大型类书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 　　 《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和《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经费4亿元人民币，参加编纂的专家学者约3000人。《中华大典》编纂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全面铺开，全书一级经目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规模宏大。这24个典是哲学典、宗教典、政治典、军事典、经济典、法律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文学典、艺术典、历史典、历史地理典、民俗典、数学典、物理化学典、天文典、地学典、生物典、医药卫生典、农业典、林业典、工业典、交通运输典、文献目录典。 　　 《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以现代图书分类方法为参照，同时吸取《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类书编纂体系的长处，以古文献资料辑录的形式，对先秦至1911年我国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及佛道众教文献、方志等书籍中的优秀文献资料。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堪称跨世纪的最大文化出版工程，乃华夏泱泱国学之大观。 　　 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约700多种（张涤华《类??流别》），自公元222年《皇览》成书以来，至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收集典籍文献资料的宏富之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在资料的赅备和体例的严谨上都是有缺陷的。《中华大典》将弥补以前类书的不足，并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以及考古学成果和散见在国外的文献资料，在编纂上要体现出既有现代的学术高度，又尊重传统的学术体系、学科结构的学术面貌。 　　 《中华大典》是惠泽后人的文化建设，是中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现。它将有利于海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中国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文化工程。 　　 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我校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专家们一起讨论了分典的编纂原则，认为《〈中华大典〉编纂及校点通则》和《〈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总则及校点条例》是编纂《语言文字典》的规范。在体制上以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框架结构参考。分典以经目和纬目两个分类系统统摄整个款目，纵向经目分为分典、总部、部、分部四个级次，横向纬目系统又设立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目属。整个体例系统经目、纬目纵横交织，用以网纳、部约所征集的文献资料，体例谨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