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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宋玉研究影响 　　摘要：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同时，出土文献在广阔的层面，给辞赋研究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资料。近十年来的出土文献内容丰富，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确凿证据，从而使我们对屈宋辞赋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一些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 　　关键词：出土文献；确凿证据；宋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67-05 　　20世纪的宋玉研究，是充满悲喜剧色彩的一个领域。关于这100年来的研究概况，近来连续有吴广平、金荣权等先生作了颇为全面的概述及分析。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仅就出土文献与宋玉研究这一问题谈点新的看法。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楚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出土，使我们得以在楚文化、楚辞等研究领域中获得了更多珍贵的资料，从而更新了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得以提出更加扎实的理论思考。就整体方面而言，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虽然，提出这个话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关宋玉赋真伪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研究宋玉及其作品的前提。但是，除此之外，宋玉研究的诸多方面，也同样与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关系极大。 　　一 　　宋玉作品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其作品的真伪问题。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屈宋并称，本无多少争议。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高度赞美了屈原的人格，而对宋玉却着墨不多，但司马迁从文学上的评价却是准确的。他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著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皆好辞而以赋著称”一句，十分清楚地指出宋玉传承的是“辞”，而成就最大的是“赋”。这是千古不易之论。 　　然而，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疑古风”大煽，先秦领域尤其是重灾区：举凡存世之作，皆列入怀疑之列。《老子》、《列子》、《鹗冠子》、《左传》???《礼记》、《尚书》等等，无不如此。文学领域也自然是在劫难逃，屈原否定论被提出，屈原作品成了所谓秦博士之“仙真人诗”；宋玉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学者们提出一大串理由来否定他对传世赋作的著作权，其被公认的作品，仅仅是一篇可怜的《九辩》。于是，尽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人们会想到屈原，但宋玉却可怜兮兮地从人格到作品均遭到了厄运，宋玉研究也由此进入了冰川期。即使在新时期以后，屈原研究很快成为热潮，而宋玉研究依然迟迟未能开展起来。 　　我们应当感谢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学者的努力，是他们的成果让我们得以纠正上述那些错误的结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典籍，其中有一篇被称为“唐勒赋残简”(今学者多以为应称为《御赋》)。正是这篇作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众多学者进入了宋玉研究领域，并取得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最早对《唐勒赋》残简进行研究的学者如谭家健、李学勤、朱碧莲、郑良树、赵逵夫、汤漳平、廖明春等，他们着重对《唐勒赋》残简与传世的宋玉赋进行比较，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传世的宋玉赋作的错误结论，为进一步开展宋玉研究搬开了拦路石。此后，如一些学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宋玉研究成了楚辞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领域。1999年，台湾师范大学高秋凤博士出版其博士论文《宋玉作品真伪考》。此书在吸收此前多位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又补充了大量证据，对传世的宋玉赋真伪作了系统而充分的论证，被誉之为“考辨宋玉作品真伪的集大成之作”。2001年，吴广平先生的《宋玉集》校注本(岳麓书社2001年8月版)问世。作者以其严谨、细致、认真的态度，在当代的宋玉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版本。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此书2004年出版了增订修改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楚辞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传世的收录于《楚辞章句》的《九辩》、昭明《文选》的《对楚王问》、《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及《古文苑》中的《钓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共10篇赋可确认为宋玉的作品；对作者尚有争议的是《招魂》(《楚辞章句》)、《笛赋》(《古文苑》)、《舞赋》(《古文苑》)、《微咏赋》(《文选补遗》)及临沂银雀山竹简的《御赋》。由此可以说，能够代表宋玉成就的多数作品所有权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新世纪以来，宋玉研究的成果日渐丰硕，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也更加开阔，这些都是十分喜人的。 　　尤其更加可喜的是，最新的出土文献还正在丰富我们对楚赋尤其是宋玉赋的认识。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