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情调“东方想象”.docVIP

异国情调“东方想象”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关键词 异国情调 东方想象 东方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马翔，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临海 317000） 　　 　　 长期在图书馆冷落寂寞的环境里工作，让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创作题材多数来自阅读各种书籍时触发的幻想，而那些书本中所描述的东方的阿拉伯、印度、中国，在他看来都是充满幻想的神秘的地方。①博尔赫斯受阿根廷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滋养，其小说经常对“东方国度”展开想象，对“东方故事”加以改写。在此，“东方”强调的不是地理范围，而是指一种异域情调和对异域文化特征的书写。就此而论，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氏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在对“东方国度”的想象与改写中，流露的是“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 　　一、历史虚构中的“中国” 　　博尔赫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一直情有独钟，读过《诗经》、《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对《老子》、《庄子》和《易经》等中国文化名篇也有所涉猎。他多次表示一定要去中华大地走走看看，“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②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人来说充满了神秘色彩，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西方小说家笔下，历来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中国形象与古代历史故事，构成了他者的镜像。博尔赫斯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者，他虚构中国历史故事的文本颇有一番独特的叙述韵味。 　　《女海盗秦寡妇》故事的背景是中国清朝的海靖之策。在传统的西方观念里，中国古代社会被看作一个政治乌托邦。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秦寡妇在黄海上如何崛起、又如何被降服的过程。原本与朝廷对抗的强悍的海盗头目秦寡妇，仅仅因为看见了一个显灵的天象――关于龙和狐狸的故事，便明白“结局是注定了的”，她将不战自降，于是她“将双剑投入江中，跪在船上，命令把她带到官府的旗舰上去。”尽管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清代嘉庆年间，也随处可见中国化的元素：“龙的神话”、“皇帝的圣旨”、“丁馗”（取自“钟馗”）等等，但是作者搬用的只是中国文化中的“异质文化符号”而已。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博氏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在这个充满异域“中国气息”的作品中掺杂了某些“西方文化元素”，形成中西文化符号的拼盘。比如说，秦寡妇的化身“狐狸”这个象征符码，是典型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智慧、狡猾”形象的象征，而非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的“狐狸精（淫荡）、蛊惑男性”的象征符码。再如，博氏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编年史学家们说狐狸（秦寡妇）得到了宽恕，在她的老年从事走私行当，不过，此时她已经不叫“秦寡妇”了，有了另一个名字，译成西班牙文为：“真理之光”。博氏未曾言明秦寡妇究竟改的什么名字，只是强调了她的名字在西班牙文中的意义，而在文本中，名字正是人物形象特质能指。暂且搁置“真理之光”在西班牙文中的确切含义，单就“秦寡妇”这一中国色彩的符号被置换成“真理之光”的结尾而言，中国形象被生硬地进行了一次西班牙文的阐释和改写，小说之前营造的中国情调已经遭到了遮蔽，复归了西化特色。难怪有学者评论说：“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看来也充满了‘异国情调’。”③在此，“异国情调”构成了文学艺术的一种创作风格，因而是一种审美实践；更重要的是，异国情调话语实践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暗含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实践。在《长城和书》中，博尔赫斯再一次将目光放置到了中国古代秦王朝。作者对秦始皇修建长城与焚书坑儒的行为形成自己的想象和阐释：“始皇帝筑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无法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而且，“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博尔赫斯将中国古代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历史背景剥离，将中国历史典故解读成了一个西式的玄幻故事。在此过程中，知识/阐释/权力构成相互缠绕的运作机制，“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④博尔赫斯在编织自己的东方主义话语时，无疑是站在“我”之主体视角之上而对他者、客体的阐释与想象，把乌托邦式的政治观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