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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作为义务来源范围 　　摘要：通说认为，《婚姻法》中简单笼统规定的“夫妻间的互相抚养义务”并不能作为刑法中作为义务来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夫妻间“见死不救”案例中，法院在判决中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夫妻间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为由判定不作为杀人罪成立。从道德上来说，对见死不救一方进行惩罚，符合人类基本的善良理念；但从法律上来说，对并不负有刑法上作为义务一方科以刑罚，却缺乏足够正当的依据与理由。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笔者试从刑法规定的作为义务对“宋祥福”案的判决理由与依据进行再思索与再探讨，深入研究夫妻之间救助义务的含义与内涵，期望通过笔者的探讨，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与办法。? 　　关键词：作为义务 见死不救 重大社会公德 　　1 “宋福祥不作为杀妻案”引发的争议? 　　1.1 案件基本情况与争议焦点。1994年6月30日晚，宋福祥酒后回到自己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霞发生争吵厮打。宋福祥在意识到李霞要自缢后，无动于衷，放任不管。在听到凳子响时，宋福祥才起身过去，但其仍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待宋福祥的家人赶到时，李霞己经死亡。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宋福祥在争吵厮打中用语言刺激李霞，致使其产生自缢轻生的决心。被告人宋福祥是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人，但对李霞的自缢行为却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李霞在家中这一特定环境下自缢身亡，其行为己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故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后宋祥福不符提起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定罪正确，量刑适当，据此驳回了宋祥福的上诉请求。[1]? 　　该案判决后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法院认定宋福祥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判决理由的最关键部分仅以被告人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的措辞模糊带过，并未清晰明确地阐述此种“特定救助义务”从何而来，据此就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必然是质疑声一片。司法机关将“杀人罪”这样一顶“大帽子”扣到他人脑袋上时，连最起码的判决依据都未予以明确表述，这不仅对于宋福祥本人是一个巨大的不幸，甚至对于任何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的普通公民，都是一种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那么，法院的这种判决理由模糊化的做法，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就必须以我国刑法中通说的作为义务为标准，对宋福祥案进行深入的分析。? 　　1.2 对该案“作为义务”的分析与探讨。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往往是从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中寻找根据。因此，尽管缺乏相关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作为目前国内通说的“四来源说”所主张的“法律明文规定”、“职务或者业务要求”、“法律行为”及“先行行为”，便是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相关不作为犯罪的根据。换言之，如果一个行为人的不作为不能从上述四种作为义务中寻找到对之进行处罚的根据，则必然不能认定其构成不作为犯罪。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对照分析，寻找宋祥福作为义务的来源。? 　　1.2.1 “法律明文规定”是否是宋福祥作为义务的来源？显然不是。首先，《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夫妻间有互相救助的义务，只是笼统规定夫妻间有“互相抚养”义务，“抚养”不等同于“救助”。通说认为，“法律明文规定”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针对遗弃罪这样的纯正不作为犯而言的，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显然是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 　　1.2.2 “职务或者业务要求”是否是宋福祥作为义务的来源？当然更不是。宋福祥并不是从事特定职务或者业务的人员，自然不负有特定职务或业务义务。? 　　1.2.3 “法律行为”是否是宋福祥作为义务的来源？回答亦是否定的。一般认为，作为义务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合同行为和自愿行为。而纵观宋福祥与其妻的关系，宋福祥显然未就其妻的生命安全签订任何所谓的合同，坚持声称夫妻关系乃是推定宋福祥对于其妻的生命安全作出了救助承诺的观点，也必然经不起推敲。? 　　1.2.4 “先行行为”是否是宋福祥作为义务的来源？也不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的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2]。由此可见，构成不作为犯的“先前行为”并不是指任何“在先”的行为，而是指能够使法益处在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的行为。先前行为若不能导致危险的发生，就不能引起行为人救助的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也就不能引起不作为犯。宋福祥固然曾用“那你就去死”等言语刺激其妻李某，但显然并没有因此而导致李某的生命陷入危险。李某是一个没有精神障碍的成年人，其实施的自缢行为是在其完全自主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宋福祥的言语辱骂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宋福祥不作为之作为义务的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判决中之所以对判决理由阐述地如此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