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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价民主与非民主制科学方法 　　 ［摘 要］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制度是大体，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国家治理是小体，是被决定的、非根本的和非全局性的。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决定国家治理优劣好坏；国家治理的优劣好坏表现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活动出了问题、错误和罪恶，就表明国家制度存在缺陷，就可以归咎于国家制度存在缺陷、恶劣和罪恶。真正堪称好的、优良的国家制度，一定是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就是坏的和恶的国家统治者也只能做好事，而无法为非作歹做坏事。 　　［关键词］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制度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Ｂ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１１－０３ 　　 　　 　　 一、民主与专制：民主与非民主制价值评估之核心 　　 　　不难看出，衡量以政体为划分根据的四种国家――民主共和制国家、寡头共和制国家、有限君主制国家和专制君主制国家的价值，主要是衡量民主与专制两种国家的价值。这不仅因为民主与专制是主要的国家类型，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四种国家类型的划分根据，乃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民主或民主共和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寡头、寡头共和或贵族共和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专制、君主专制或无限君主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有限君主制或分权君主制是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这样一来，四种国家的价值便完全决定于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因而必定围绕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的的两极――全体公民与一个公民而上下波动。因此，说到底，四种国家的价值必定围绕民主的价值与专制的价值，民主与专制是四种国家的两个极端――而上下波动。 　　因此，只要确定了民主和专制的价值，介于其间的两种国家――寡头共和制与有限君主制的价值也就迎刃而解：越是接近民主，岂不就越接近具有民主的价值？越是背离民主岂不就越接近具有专制的价值？如果民主具有什么???值，相应地，寡头共和制的价值必定次之，有限君主制更次之；如果专制具有什么价值，有限君主制必定次之，寡头共和制更次之。因此，柏拉图说：“有两种典型的国家形式，其他国家形式可以说都是从这两种典型推演而来；我们称一种为君主制，称另一种为民主制；波斯体现了前一种类型，雅典体现了后一种类型。我可以这样说，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两种形式构成的。”［１］ 　　波普也这样写道：“只存在两种政府制度：规定不流血的政府更迭的，和没有规定这种更迭的。但是，如果政府不流血就不能更迭，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府价格表不会被替换。我们不必在语词上争论不休，我们也不必在像‘民主政体’这个词的真正的或根本的意义这种假问题上争论不休。对这两种类型政府，你高兴怎么叫都可以。我个人喜好称那种不用暴力即可推翻的政府为‘民主政体’，另一种则叫‘专制政体’。”［２］ 　　 　　二、制度与治理：民主与非民主制价值科学评估之对象 　　 　　综观先贤评估某种国家制度，不论民主还是专制，大都不免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混淆起来。所谓国家制度，就是民主制、君主制和寡头制等国家制度，波普称之为“建构的因素”；所谓国家治理，就是在某种国家制度中统治者的治理活动，波普称之为“人的因素”。波普发现，民主的批评者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民主制国家中统治者的治理活动的缺点（人的因素）归咎于民主（建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人的因素和建构的因素之间的区别，是民主的批评者们往往忽略的问题……把某民主国家的政治缺点归咎于民主是不对的。我们倒应该归咎于自己，即归咎于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３］波普此论能成立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亦即建构因素与人的因素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制度或所谓建构因素是大体，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国家治理或所谓人的因素是小体，是被决定的、非根本的和非全局性的。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决定国家治理优劣好坏；国家治理的优劣好坏表现国家制度的优劣好坏。因此，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４］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活动出了问题、错误和罪恶，就表明国家制度存在缺陷，就可以归咎于国家制度存在缺陷。真正堪称好的、优良的国家制度，一定是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就是坏的和恶的国家统治者也只能做好事，而无法为非作歹做坏事。休谟的“无赖假设”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许多政论家已经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