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乐天派”院士“加速”人生.docVIP

谢家麟“乐天派”院士“加速”人生 　　2012年2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里鲜花吐艳、华灯绽放，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 　　如潮的掌声中，白发苍苍的中科院院士谢家麟满面笑容，拄着拐棍，在人搀扶下步履从容地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大红色的奖励证书。 　　回首来时路，谢家麟说，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年体会不深，日后才逐渐理解它的内涵。这几个字就像一个“加速器”，自己的人生有意或无意中正是按这几个字描绘的轨迹行进。 　　 　　率一帮门外汉成功研制“治癌武器” 　　 　　1947年8月，谢家麟到美国留学。1951年获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后，归心似箭的谢家麟急切地想见到阔别多年的妻儿，于9月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邮轮，前往百废待兴的祖国。就在轮船中途停靠檀香山时，发生了意外。 　　原来，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为由，将谢家麟遣返美国。返国无期，他十分焦虑。下船后，他气愤地给白宫打了一个电话，以示抗议。不能回到祖国，让谢家麟心情郁闷，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条河边，思绪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诗作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切向往和无限深情。 　　重返美国后，谢家麟在奥里根大学执教一年。1952年夏末，他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任助教。半年后，他又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 　　除谢家麟对加速器有初步了解外，其他人都从未接触过加速器。谢家麟沉着应战，带着一帮加速器的门外汉日夜奋战，边学边干，两年中解决了涉及多个学科的特殊设计和调试问题：优化设计速调管、加速管等关键部件；把电子束尺寸从几毫米均匀扩展到20厘米，满足对肿瘤照射的需要；使产生的电子束流左右旋转，从不同方向进入人体，把加速器的稳定度提高到医用水平…… 　　1955年初，世界上第一台用高能电子束治疗癌症的加速器装置在谢家麟手中率先研制成功，并对一位患者临床使用。此事成为当地大新闻，在美国物理界引起轰动。芝加哥报纸的报道说，这是“原子粉碎机支援治癌作战”，称之为“治癌武器”。 　　之后不久，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求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谢绝实验室的高薪留任，选择尽快回国。 　　几十年来，时常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因为如果留在美国，他也许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回答永远是：“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幸，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我留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 　　 　　“因陋就简”跳上“飞驰的列车” 　　 　　1955年回国后，谢家麟不仅与阔别8年的妻儿团聚，也得到了报效祖国的舞台。被问及工作意向时，谢家麟表示自己对加速器了解较多，希望从事加速器工作。 　　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可谓大家“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有”，谢家麟就组织培训，从“核物理”、“电子学”等基础知识开始，给分配来的研究人员补课。相关器材属科技尖端，国内没有，欧美禁运，苏联保密。电子直线加速器是一个微波型加速器，但是连最基本的微波讯号发生器都没有，波导驻波测量器没有，波导元件也没有。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自己做。 　　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谢家麟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他坚信“没路可走”是搞科研的人常遇到的，没路就找路子，总有踏出来的路。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研究，终于在1964年冬成功建成了我国第一台30MeV可向高能量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1973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1980年，我国高能事业面临一个关键性选择：是改走电子的道路，还是继续走质子的道路？国内第一台高能加速器，是选十拿九稳的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还是选国际上最先进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谢家麟不简单冒进，也不轻易畏难。他组织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两种装置的优缺点，最终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正负电子对撞机技术难度很大，许多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有许多人为此担忧，曾打过这么一个比喻：“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要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别快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从此走在世界前列，如果没有抓住，摔下来就粉身碎骨。”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家麟带领团队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1984年10月邓小平亲自参与奠基，到1988年10月成功实现对撞，仅用了4年时间、2.4亿元人民币，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