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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运作机制 　　摘要：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武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关键词：基层组织　连带式制衡　乡土社会　权利义务观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政治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当下乡村秩序何以形成和变迁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学界对此的关注无一例外地都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吕德文，2009)，并构成了两种对其截然不同的评判态度。在强调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学者看来，中国乡村治理充满了非正式的治理技术，尚未实现制度化治理，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障碍之一，是需要改造的领域。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才是基层政权的建设方向，制度化的治理才是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治理实践(张静，2007；吴毅，2007)。而强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学者认为，非正式与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的和地方的智慧，有其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基础来达成村庄的秩序，即杜赞奇(2003)指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李怀印(2008)认为，中国传统存在实用主义的治理理念，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这种“实体治理”可以达??官民两便的治理效果。黄宗智(2008)则进一步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延续的半正式行政组织和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广泛存在并具有特定意义。 　　对于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的评判，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治理转型不无启示，但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态，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并将持续存在。但“半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归纳尚是一种模糊的描述性概念，如何在微观上把握“半正式”和“非正式”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进而把握基层治理的转型方向则是关键。在微观研究中，孙立平等运用“过程一事件”法动态分析了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现象中的策略性行动(孙立平、郭于华，2000)。“过程一事件”分析彰显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行动的策略性内涵，问题是：基层组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仅仅是一种策略吗?事实上，它已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的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将其作为一种策略则掩盖了权力运作背后深刻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对于基层组织权力的半正式运作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本文选取“村级组织”作为论述和考察半正式治理实践的权力主体的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主要发生在村域内，村级组织既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又是地方社会的自治单位。因此，村级组织既要直面村庄中分散的农户并完成自上而下的国家任务，又要直面乡土社会，维持地方社会的基本秩序。换言之，村级组织在国家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外部压力，已有学者从“目标管理责任制”人手，分别从“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和“激励体系”(张汝立，2003；Edin，2004)等角度作了探讨；还有学者认为，目标管理责任制以构建目标体系和实施考评奖惩作为其运作核心，在权威体系内部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出一整套以“责任一利益连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性联结关系，进而对基层政权的运行和地方社会的治理等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影响(王汉生、王一鸽，2009)。但是，在这种结构性的权力位置下所塑造的“压力型体制”、“激励机制”和“责任一利益连带”的制度联结对于科层化的乡镇一级的政府机关组织运作有较大的影响，却不能完全左右具有很大自治性的村级治理。无论是完成国家任务，还是维持地方秩序，村组干部与村民的互动模式及其互动结果才是构成基层治理实践的基本样态，半正式治理实践中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根植于乡土社会。因此，笔者将村级组织所处的权力结构位置作为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部分背景，并将在具体的案例中论述其对某些治理实践的影响；同时，着眼于呈现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实践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揭示基层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