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我经商之路艰难坎坷.docVIP

三起三落,我经商之路艰难坎坷 　　有位商人叫林立人，在多年的经商中受过骗、睡过地板、露宿过街头，有过三次重大挫折！但他没有跨，他说：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要被失败打倒，只有那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愈挫愈奋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渔民的儿子早经商 　　 　　我的家乡在温州的一个渔村，我最早的商业行为可追溯到初中。那时我14岁，经常做的事是挑着鲜鱼去集市上卖，另外就是收集螃蟹壳。当时有专门的公司收这种东西，据说可以用来做塑料。我挑着担子，走村穿巷，挨门挨户收集螃蟹壳，然后再卖给收购者，赚取差价，补贴家用。高中还没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 　　第一次到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到深圳卖文化用品，除此之外，还卖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赚钱的机会，是他们为我源源不断的供货。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失败随1989年的一宗大生意来临。当时，我们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我们每售一只编织袋就要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我们在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化肥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则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300多万收不回来。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厂家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他们欠我那么多，连1000元也不愿给。和我一起讨债的一位大姐痛哭失声。 　　1990年是等待和绝望的一年，我没有等来早该到来的货款，又不得不支付工钱给编织编织袋的乡亲们。最终，我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只好离开家乡，远走深圳。 　　 　　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1991年，摩托车将我拉到深圳市巴丁街2号时，我记得正是夏天，巴丁街2号是我一位朋友的住处，我借住在那里，打地铺睡在地板上。 　　最痛苦的时候，我时常想起曾经运渔船做过生意的父亲货物被人哄抢一空时说过的一句话：别人没有，你有嘛！父亲泰然处之的淡泊心态影响了我，我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力图东山再起。我认为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打工没人要，只有靠自己了。 　　到深圳不久，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当时的深圳做这行的还很少，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之所以在香港注册，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能注册这样的公司。虽然是在香港注册的，但公司实际的业务却是在深圳做租房中介，可算是深圳第一家民营租房中介公司。 　　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100平米住房的月租约2800元，租的人还是很多，因此我们的生意火爆异常，公司十几个员工，常常忙得晕头转向。多的时候，一天能做十几单业务，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对我们千恩万谢，我则为事业重新起步而高兴不已。 　　1992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这时，我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公司有些员工也纷纷辞职，自己做小老板，跟我抢生意。我开始炒起了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 　　那时候，另一个构思在我心中形成：我准备在宝安找一块地皮，盖一栋大楼，名字就叫温州大厦，专门卖给温州人。没想到，刚打了地基，这年6月份，中央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到9月份，银根紧缩。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又贷不到一分钱。我们的温州大厦最终成了个烂尾楼，我的钱又赔个精光。 　　 　　传呼机救了我的命 　　 　　1994年，我没做成什么事。到1995年，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 　　一天，我在深圳的一个通讯市场买了一台寻呼机，很便宜，然后，试着通过中介公司转让寻呼机。没想到，很快就转让成功，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到那个通讯市场订购了一批货，然后花200元钱，在报上登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这样，我就跟通讯公司合作，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 　　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商人，专门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