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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农与茶关系再审视 　　2011年7月19日《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第7版，发表了题为《“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一文，讨论了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表述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清朝陈元龙编纂的《格致镜源》中的内容为依据，认为真正的表述应为：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 　　其实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展开，有关学者做了较深入的考证。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周树斌于1991年在《农业考古》第2期发表《“神农得茶解毒”考评》一文，认为于光绪年间出版的孙壁文的《新义录》中所写“《本草》则日：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句话是“孙壁文私下穿凿附会的添增”。随后，1994年第4期的《农业考古》发表了安徽农业大学陈橼的《读后反思》一文和赵天相的《“神农得茶解毒”考补》一文。陈橼列??了六种经文《本草》辑本，并认为辑本都有类似“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至于是“七十二毒”还是“七十毒”，他认为“数字不同是口传失误，抑是抄袭遗漏都有可能，二者必有其一。”赵天相考证后补充完善了周树斌的观点，他发现出版于康熙年间的一本叫做《格致镜源》的类书中，在饮食类“茶”这个条目中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接下去还有一句编撰者的按语“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文华在2009年第2期的《农业考古》中发表《试论神农与茶》一文，更为系统地探讨了神农与茶的关系，他特意强调，“仍保存在唐宋的一些本草书中，如唐代的《新修本草》和宋代的《证类本草》等书，但是至今并未发现有神农得茶解毒的相关词句。不仅如此。有学者查阅了《格致镜源》、《新义录》以前的所有《本草》著作，也都不见有神农得茶解毒的记载。”运用历史研究法则，他认为：“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传说，在历史上找不到文献根据，很可能是陈元龙在《淮南子》‘一日而遇七十毒’基础上增添上去的。” 　　至于陈橼所说的六种经文《本草》辑本中均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一说，至今天尚未得到确证。笔者查阅了(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的《神农本草经》(学苑出版社，2007年)和(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孙冯翼辑，鲁兆麟等校的《神农本草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以及《神农本草经校点》(尚志钧校点)等一系列相关书籍，均未能发现关于神农尝百草的记载。 　　神农尝百草之说在众多史料文献中有所论及，与广泛流传的各类传说相符合。那么在尝百草过程中，神农到底用到了茶没有，又是怎样确切地表述，学术界尚未证实。但一些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993年，福建省福安市茶业局的吴家阔总结了关于“神农发现茶叶解毒治病的民间传说”，发表于《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无论是“用他特异功能的肚子鉴别茶叶”、“用猪鞭鉴别百草而得茶叶”，还是“茶水救神农”，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中神农与茶之间的不可割舍的联系。 　　明朝陈嘉谟所撰《本划蒙筌》序《撮要本草蒙筌序》中写道：“世传《神农本草》，其书仅仅一卷耳!陶弘景而后，更《唐本》、《蜀本》，至于慎微，品类图释，十倍其初，不啻详矣。”这里写道“世传”，其年代应在可考之前，至少在唐朝以前。陈嘉谟引用了西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刘安(公元前179年～122年)的观点：“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所以，刘安之语表明《神农本草经》并非完全由神农所作。宋朝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写道：“旧说《本草经》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可见，《神农本草经》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由多人积累起来的，这与现在所形成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陈元龙与孙壁文的“引用”，使“《本草》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的表述法对清朝及以后各时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处的《本草》是否为《神农本草经》呢?由西汉刘向的文字记载来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的早期名称。元朝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序言二中有：“观洁古之说，则知仲景之言，观仲景之言，则知伊芳尹之意，皆不出于神农矣。所以先《本草》，次《汤液》，次《伤寒论》，次《保命书》，缺一不可矣。”以此论述，在医药类著述中，《本草》即为始于神农的《神农本草经》。一些学者认为，汉代托古之风盛行，崇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神圣感，便借用了神农之名，定名为《神农本草经》。 　　历代本草类医药书籍命名有一定规律，一般会在“本草”二字前加上限定语，如《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唐?苏敬等编著)；《蜀本草》(原名《重广英公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异等编著)；《汤液本草》(元?王好古)等等。据此规律，这也可以佐证陈元龙和孙壁文所引用之“本草”应为《神农本草经》。 　　《本草》是不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