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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缺位状态下公立高校纠纷解决路径分析 　　摘要：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校管理领域存在着立法缺位的现象，这种现象直到教育部2003年提出依法治校之后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高校发生的诸种管理纠纷就是置身于这种场景之下的。司法是解决高校行政纠纷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它在解决纠纷时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对该类纠纷的根本性解决，不能单纯依靠司法审查制度，而应该在完善司法审查制度的同时，探求更为根本的路径。 　　关键词：立法缺位；司法介入；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2－0044－06 　　近年来，学生、教师和高校之间的行政纠纷频频发生，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教育行政案件。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标准、审判原则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司法在介入该类纠纷时表现得比较尴尬。有人提出，高校行政案件增多暴露了教育管理方面的诸种缺陷。立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拟对高校行政纠纷的产生背景及解决路径做一框架性的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立法缺位状态下司法介入大学纠纷的可能性分析 　　当前，依法治校已经成为高校行政管理的中心主轴。但是，根据《教育法》第28条、《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的规定，高等学校在学籍管理、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书以及对教师的奖惩方面具有自主权，高等学校可以通过自行订立规则的形式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在当今依法治校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依然存在立法缺位的空间。那么，在这种立法缺位的状态下，高校与学生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是否有可能通过司法的介入获致最终的解决呢?此处，笔者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司法介入高校纪律处分纠纷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发生了许多围绕高校纪律处分的诉讼。2002年10月初，重庆某大学女生李某与其大学生男友张某在外出旅游途中同居，导致其怀孕。事情发生后，学校依据该校《违纪学生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两名当事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两名学生则以“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为由起诉，要求学校撤销这一行政处分。2003年元月底，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的行政裁定，以此事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2004年5月9日晚，成都某大学学生陈军、谢燕在教室上晚自习期间接吻，被安装在教室内的监控设备拍摄下来。同年5月20日，学校依据该校《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对陈军和谢燕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2004年8月18日，陈军和谢燕向成都市武侯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学校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决定。2005年1月4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作出裁定，认为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予受理。2005年12月24日，齐齐哈尔医学院本科生齐卓、李园在考试中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2006年1月，齐齐哈尔医学院依据该校校规对二人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2006年8月，二人向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对两名学生作出的处理意见书并未送达两名原告，属程序违法。2011年6月18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生章晓在英语四级考试中作弊，依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23条的规定，学校将其开除。2011年9月27日，章晓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学院的开除决定。法院审理后裁决撤销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作出的开除章晓学籍的处理决定。 　　上述案件所折射出的管理信息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属于高校对学生所做的纪律处分。但是，法院对上述类同案件所采取的立场却是迥然不同的。由此而衍生出的问题是：法院对于诸如此类涉及高校自主权的纠纷究竟是否可以介入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公民只有当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方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且，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因此，学生对其所在高校所做的纪律处分是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其中，在所保护的权益方面，由先前的人身权、财产权扩展为所有的合法权益，这就意味着公民基于受教育权遭受侵犯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了，困扰该类案件受理的一个重要症结得以消除。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高校所做的纪律处分究竟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呢?对此，各地法院的理解不甚一致。从纵向的角度来看，2000年之前多数法院对该类案件秉持不予受理的立场；而此后各地法院大多转向相对开放的立场，开始受理该类案件。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新的司法解释，对该类现象似乎更适合理解为法院对法条理解上的结构性转化：先前被看作内部行政行为的高校纪律处分转而被理解为非内部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