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要么悲伤,要么有趣,我照片也是如此”.docVIP

“生活要么悲伤,要么有趣,我照片也是如此” 　　这是坚硬而脆弱的世界。高楼大厦旁的垃圾箱；地铁站卖艺的小丑；围墙上的涂鸦；一个黑人小贩用手中的泡泡枪制造出一串五彩的肥皂泡，人们行色匆匆，没人向他那里多看一眼；公寓楼的每一扇门窗都紧闭，仿佛人们的眼睛…… 　　71岁的玛丽?艾伦?马克(MaryEllen Mark)背着手走过纽约街头，戴着棕红色镜片的墨镜，头发编成两条长辫子垂在胸前，头发上、耳朵上和手腕上是同一套款式奇怪的银饰。这位迷人、聪明、有些易怒的摄影大师，这会儿没带相机，看上去只是一个有点驼背的古怪老祖母，或一个年迈的异教女祭司，尽管她依然有线条坚毅的嘴角，下巴微微抬起。 　　将近50年的摄影生涯，她踏过了世界上最奇怪的角落、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能在最混乱的情境下拍摄照片，至今也没有停下脚步和好奇心。她刚从印度回来，再之前，她在得克萨斯《大地惊雷》剧组拍摄幕后照片。 　　作为一个公认的纪实摄影里程碑式的人物，玛丽?艾伦?马克这个名字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和职责，但现在，她只是这样走着，目光从容地越过眼前的一切。“我拍照片，只是想取悦我自己。”她曾经说。 　　窥私狂／ 　　1941年，玛丽?艾伦?马克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她的童年并不幸福，父亲住过好几次精神病院，母亲也“不是一个沉稳的人”，她则“总感到自己多余”。为了给她未来的事业寻觅轨迹，人们特别指出：她靠翻看家庭相册打发掉很多时光，并且9岁时就得到了第一台相机。 　　与辉煌的职业生涯相比，她的个人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丈夫马丁?贝尔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电影人，两人没有孩子，现在居住在纽约……她的桌子很乱，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便宜小玩意，布老鼠、机器人玩具、美国小国旗，当然也有胶卷和资料。她的那台旧电脑很不怎么样。她不是一个愿意在室内待着的人，却能在大街上找到归宿感。她这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旅途中。 　　1965年，她结束学业，正准备开始职业生涯时，拿到了一笔土耳其的摄影奖学金，用这笔钱，她游历了欧洲和美国的穷乡僻壤，此时她的目标非常简单：“我想从原点开始旅行。在我还是孩子、没坐过???机时，我就梦见了飞机；后来我开始拍照，发现这是一种了解不同文化的方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或者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文化，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想成为一个窥私狂!” 　　这位窥私狂相当幸运地赶上了光怪陆离的上世纪70年代。从60年代末开始，她在纽约拍摄新闻事件，那时候亚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中央公园和时代广场每天都在上演各种类型的游行和演讲，异装癖大游行、反战示威游行、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42街区的拐角处站着的滑稽演员和婚姻经纪人……那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崭新时代，太多的新事物需要被了解、被接受、被判断，边缘文化竭力向主流社会开炮并试图融入其中，而影像是连接两者的重要一环。 　　这段时期，她作品的一大方向逐渐明晰起来：拍摄非主流的社会运动，描绘其边缘化、古怪有趣的特性。“我对边缘人物感兴趣，我对那些没有在社会里得到合适地位的人感兴趣。”几年之后，她的作品已经与“承认边缘人群也具有人性”的态度同义了。 　　人们称赞她“揭露了美国梦黑暗痛苦的另一面”，而她本人则颇不以为然：“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伟大的、自我牺牲的人，我只需要那段经历，有点自私吧，因为摄影就是这样的嘛。”但无论如何，她自己也发现，她的照片成了“那些没有名气、运气也不好的人们的传声筒”。 　　片场的疯狂／ 　　与此同时，她在一个与“边缘人群”截然不同的金钱与权力的世界里寻找机会――给好莱坞电影拍摄剧照和幕后照片。这种工作混合了人物肖像和新闻报道，非常符合她的风格，而且报酬颇丰。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好莱坞充满活力，卢卡斯、斯科塞斯、科波拉和斯皮尔伯格发起的“新好莱坞运动”一举改变了银幕格局，嬉皮士、女权主义、反英雄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都在好莱坞畅行无阻，玛丽?艾伦?马克跟这些电影人颇为志趣相投。 　　在《现代启示录》的片场，马克“穿着军装，踩着泥巴晃来晃去到处拍照”，弗朗西斯?科波拉回忆道，“那头漂亮的黑头发，那双可爱的眼睛(尽管总是在镜头后面)，那张笑脸――是的，她的照片总是与众不同、超级好看，她本人也是如此啊。我觉得马龙?白兰度一定也跟我有同感，因为他答应了她几个相当奇怪的请求，比如说在她的镜头前咧嘴笑，光头上爬着只蟑螂。她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在那种异国环境里、穿着那身衣服。后来我找到时间认真看她的照片，这才理解她的确是最好的，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最喜欢的还是跟她在一起，拍摄那部片子时是我生命中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她的微笑持续地影响着我。” 　　位于菲律宾的《现代启示录》片场可能是影史上最疯狂的片场，这部越战题材影片的拍摄过程与越战本身没什么区别。科波拉挥金如土，把制作经费花得一干二净，摄制组成员纵情欢乐，好像这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