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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如何落到实处 　　萧瀚 　　最高法院废黜“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于现实司法以及宪法司法化改革，可谓既无推进，亦未促退，是一个中性的司法政策。 近八年前的2001年，齐玉苓受教育权案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第一次确认了宪法的法律性，也就是宪法应当在司法实践中被具体适用的主张。此举震动法学界，宪法司法化的硝烟至今未息。然而，2008年底，最高法院废黜此司法解释，理由是“已经停止适用”。 　　对法律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拆分和限制国家机构的权力，以保障基本人权，此谓之为宪政。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母法，是立法意义上制定其他法律的最高依据，所以，数量庞大的各位阶法律都必须合乎宪法，而且一般而言也会是合乎宪法的。如果大量法律违反宪法，宪法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无论立法机关多么小心翼翼，依然可能存在违反宪法的立法行为，而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自行制定的执法政策，也有可能存在不少违宪现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期望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自律，显然不能有效地维护宪法。 　　为此，在一个法治社会，所有的法律都不能和宪法相冲突。 　　例如，美国的法院系统拥有全面的司法审查权，德国有专门从事护宪裁决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国有宪法委员会作为合宪性裁决的宪法司法机构。如果宪法不能适用，那么它的法律性就丧失了。这种法律性的丧失，直接后果就是宪法被实际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以及其他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所架空。 　　自200多年前美国创立“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以来，合宪性审查权的归属问题一直困扰着宪政学界。虽然绝大部分法学家并不反对宪法的适用，但是将这项巨大的权力赋予哪个政府部门，却众论纷纭、莫衷一是。 　　一般而言，实务界和理论界根据现实法律生活，倾向于认为可以将此项权力赋予法院或者专门的宪法法院。具体做法端视其本国的宪政实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般英美法国家都将此权赋予普通法院，而欧陆法国家则由专门的宪法司法机构来行使这项权力。 　　日本“二战”后采取美国体制的违宪审查机制，可是其本身的法律制度又模仿德国，欧陆法的垂直统一性特征与英美法多元统一的特性相冲突，导致日本的最高法院在宪法的适用方面态度消极。正是意识到这方面的欠缺，目前日本似有向欧陆法回归，即采取专门的宪法法院制度的趋势。 　　中国的法律制度总体上可以说属于欧陆模式，因此不妨吸取日本的教训。 　　2001年，最高法院借齐玉苓案第一次将宪法的解释权，试探性地揽入最高法院权力范围之举，并没有在后续的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响应，这显然是由于以下几个过于明显的现实原因。 　　第一，齐玉苓案总体而言是一起民事纠纷，尽管其中的受教育权在宪法意义上属于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使得它不单是私权，而部分地属于社会权利。即便如此，宪法轻易介入民事纠纷，这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宪法原本主要目标是限制公权力，而不是介入私权。它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调停人，而不是人民之间的调停者。 　　第二，当前中国各级法院在财权和人事权上尚不能独立，司法独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种来自行政权力的掣肘，使得法院不可能在现实司法活动中真正适用宪法，即无法真切充当人民和公权力纠纷的裁决者。 　　第三，目前中国的审级制度存在很大漏洞。四级法院二审终审制下，最高法院既没有派出巡回法庭，也没有如美国那样成熟的案件调卷制度，大量案件在二审法院——即绝大部分的地方中级法院就审结，使得绝大部分案件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法院。这就造成全国司法在事实上的不统一，换句话说，就是导致了法治的割据状态。宪法一旦被各级法院适用，其后果将是现行宪法的不复存在。 　　第四，以目前中国法院的现状，如果真的打开适用宪法之门，其祸福不得而知。考虑到法官的个人素养以及司法不独立的现状，如果将这项巨大的权力交给法院，没有人相信法院能够胜任。 　　第五，中国现行法制模式，更倾向于欧陆法那种垂直一体的模式，因此由各地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就会与这种垂直统一模式冲突，从而导致可能的纵横混乱。 　　正因为如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关乎司法独立的改革，是一件惊天大事。在改革启动之前，即将宪法的解释权和适用权交给法院，会是一件极其危险之事。它可能不但无法落实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反倒成为宪法的破坏者，而这可能导致秩序的全面瓦解。 　　从一定程度上说，目前宪法在国家生活中总体上还存在较高的权威性，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其一直缺乏正式的适用，使其具有神秘性，由此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威不可测”效应。所以说，以目前中国的公权力结构，倘若由法院真刀真枪地适用宪法，我们所能够想像到的结果，就是宪法权威的迅速丧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让宪法落到实处——宪法司法化的道路该就此终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在现实基础上考虑中国的宪法司法化路径，现成的方案是根据并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