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初稿-创伤经历与亲社会行为.docx

苦难的力量——创伤经历与亲社会行为一、引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各种天灾人祸总不可避免，日常生活中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暴力犯罪、虐待、重大疾病等各种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事件更是触目皆是。调查显示，约有67.8%~84％的人一生中至少一次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约有1/3的人经历了四次创伤事件或更多。正是因为如此，创伤造成的后果一直以来都备受心理学家关注，很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对创伤的研究主要聚焦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降低幸福感，诱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抑郁、自杀倾向，导致躯体障碍、饮食和睡眠障碍，破坏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增加人际冲突、引发攻击、冲动甚至反社会行为等。伴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创伤的心理学研究也逐渐转向积极方面，经历创伤不止会造成痛苦和伤害，也会带来个人力量感的提升（sense of increased personal strength）、找到新的可能性（identification of new possibilities）、欣赏生命（increased appreciation of life）、重新排序生活优先级（setting of new life priorities）、改善亲密关系（improved closenes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及积极的精神改变（positive spiritual change），这些积极变化被视为与创伤抗争的结果，统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创伤过后在自我概念、他人关系和生命哲学三个领域的认知改变。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创伤除了可以给个体及其家庭带来成长和改变，还会使整个社会获益，其中就包括群体凝聚力（sense of coherence）增强和亲社会行为的增加。二、创伤经历促进亲社会行为（一）经历创伤事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的恶劣环境令受灾者的亲社会行为增加。Kaniasty等学者（1995）对飓风雨果过去一年后1000名受灾群众和非受灾群众的调查显示，受灾者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Rao等人（2011）对5.12汶川地震后灾区的研究也发现，灾情越严重的地区，居民的亲社会程度越高，且这一效应在一年后仍稳健存在；李一员的研究则指出这一结论不只适用于成人，地震同样也会令儿童变得更加慷慨。人为造成的恶意伤害也会促进亲社会行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非受袭地区的大学生中有61.5%的人曾为受害者提供援助，35%~36%的人曾为受害者献血、捐钱捐物或参与志愿者活动；甚至连施舍无家可归者这样以非受害者为救助对象的一般助人行为也有所增长；Stidham等人（2012）对性暴力幸存者的质性研究发现，他们会参与多种形式的助人活动，如：保护儿童，提供指导，选择助人职业，公开发声等；在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创伤事件后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经历克罗地亚战争儿童的调查显示，在排除年龄增长的因素后，儿童在战后仍比战前更多参与亲社会行为。由此可见，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会带来亲社会行为的普遍增长。上述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类特定创伤性事件的经历者开展的，如：飓风、地震、恐怖袭击、性侵或战争，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推广到其他创伤事件的经历者，尤其是那些并非集体经历，而是单独遭遇的创伤，毕竟后者在生活中更常见；此外，上述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创伤事件过后就立即开展的，无法判断亲社会行为的增长是源自情境的需求还是创伤事件带来的价值观或行为改变。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学者关注个体的创伤经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Frazier及合作者（2012）对1528名大学生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经历创伤事件的数量能有效预测个体参与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经历的创伤事件愈多，短期（过去两周内）的助人行为和长期（过去一年内）的志愿活动就愈频繁，即使在控制了宜人性、共情、宗教信仰、外倾性和性别等亲社会的影响因素之后，二者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比较研究也表明过去两个月经历了创伤事件的创伤组日常助人行为显著多于非创伤的对照组。另外两项比较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有创伤史的个体比没有创伤史的个体更可能从事助人行为；经历过苦难的个体比未经历者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包括日常志愿者行为和危急时刻的紧急援助。Von等开展的实验研究发现，急性应激体验（acute stress）可以增加男性在随后博弈任务中的亲社会行为，对反社会行为和非社会行为则无影响。（二）助人职业者相似的创伤遭遇对助人职业者的调查发现，创伤经历是个体从事助人职业的主要动因，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心理治疗大师森田正马、阿德勒、弗兰克尔都是在总结自我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各自的心理治疗理论。创伤性事件在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中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