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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行长近期明确表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和目标”。因此，中国还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稳定是一方面，但是大国责任，贸易顺差减小，热钱流入减缓，能源原材料涨价，汇率作为货币市场调控手段越来越突出——这一 轮的人民币汇率调整争论过去之后，汇率问题从是不是紧盯美元问题变成何时是调整最佳时机问题。此时相关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汇率 政策。人民币升值是压力，但更可能是机会。 国际社会确实是热切地希望人民币在汇率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调整不一定是坏事，一方面调整汇率对出口的影响不大，中国付得起这 个成本；另一面，当人民币出现升值后可以更多地把过去20年经济建设的成果让老百姓分享 文｜陶冬 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长金人庆成为七国财长会议的座上客，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汇率调整取决于中国 政府的政策取向和中国经济的走势，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已逐步成熟。从整体上看，明年尤其是明年上半年调整的可能性比 较大。 一方面，近两三年困扰中国汇市的最主要问题——热钱的涌入已有明显缓和。大量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涌入，不仅制造巨大的 金融风险，而且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挟持了中国的汇率政策。但这种热钱流入趋势目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因 为汇市热钱流入的期望在于人民币升值，而资金流入后主要进入房地产。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中国宏观调控的展开，房地产的前景已不 像以前那样亮丽，即使幸运地碰上人民币升值可以赚到10%或15%的利润，但宏观调控可能把房产价格一下打压下去，房地产上输掉20%甚 至30%。因此，房地产走势的不明朗使整体的热钱流入量明显减少，这就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及中国外汇政策的调整 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顺差出现明显减少。同时，出口和外资流入量依然强劲，给调整留下一定的空间。我们认为 今后的12~18个月可能是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政策进行调整的最佳时机。 中国不可能简单地因为美国、日本政府施压而对其外汇政策作出调整。目前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内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促成中国政 府下决心调整汇率：其一，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润由于各种成本的上涨遭到很大的削弱，国际原材料在过去一年中上涨43%，而中国 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不到2%，国际原材料上涨的负担几乎全部由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承担。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各国尽管原材料价格上涨猛 烈、而通货膨胀却并未出现明显上升的原因。尽管中国出口商成本上涨，却并无能力将加高的成本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因为成千上 万的中国出口商面对的是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垄断型企业。如果你要加价，它会把你从供应商的名单中清除出去。这种情况下，中国的 生产商和出口商根本没有议价的能力和空间。最终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国家出面的集体议价形式，但这与一般的商业行为不符。更合理、 更容易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外汇价格的调整来调整中国的贸易价格。一旦人民币出现升值，海外原材料进口价格以人民币计价就会更便宜 ，同时还有可能在出口产品中加价。相信扭转生产商及出口商利润下滑甚至出现负利润，可能是这轮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中国采取的盯牢美元政策，大大减弱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是个大国，是个经济上独立的实体，不可能像香港那样长 期搞联系汇率，把自己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拱手让人。因此，中国需要在盯牢美元的政策上做些调整。 如果汇率调整，可能会对经济的某些层面和部分企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调整的成本。但另一面，如果不对它作出调整，经济同样 会付出相当大成本。这一轮经济过热和投资过热，很大程度上与信贷过度扩张联系在一起，而信贷过度扩张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 为我们的汇率政策缺少灵活性，当热钱涌入时央行没有办法应付，只能买入外汇扩张本国基础货币，最终导致信贷失控。这个问题决策 层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正在想办法解决。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及外汇政策调整的一个原因。 中国政府最近对于整个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曾提出， 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外资和就业的影响有限。这种提法和过去一般的升值对出口不利的看法不一样。郭局长是个学者型官员，这究 竟是他个人观点，还是北京决策层的观点，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至少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北京在思路上似乎有微妙变化。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对中国的整体出口影响不大。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力明显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