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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培养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 根据国际著名认知科学专家的研究和国际学术前沿科学探索的惯例以及第一流学者们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历程，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3年（连续不多于十年，间断多于十年）可走到学术前沿，少数佼佼者还可走到学术最前端。换句话说，这十年三个台阶是成为大师级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除必备的知识技能之外，还有机遇（与人和、地利、天时等有关）和天赋（与个人的经历、阅历、爱好、特长、个性等有关）乃至灵感等。 从科学前沿探索者们的成长历程来看，到第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或得到第一流大师的耳濡目染甚至必要的提携扶持固然是一条捷径，但这毕竟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有的条件。如今我国暂时还没有一所大学称得上是国际第一流，在此情况之下，虽然外籍第一流科学家被请到国内来交流或帮扶，但这样做只是一种过渡，也有许多不足或遗憾，一则时过境迁（多数年岁过高），二则缺乏氛围（脱离创新团队），三则国情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和思维差异），即使有这些第一流科学家帮助，短期内国内仍然“‘冒’不出杰出人才”。 由此可见，内因是关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这让我想到了斯坦福高级咨询专家给朱镕基主持的技术引进课题作报告时所指出的问题：国际上发展中的国家引进技术为什么会大部分失败的原因有三个，1、双方的创新人才未能对接，2、引进方缺乏支持双方创新人才对接的环境或配套机制，致使稀缺的创新人才如同处于沙漠中的水滴，3、在引进技术的硬件和软件时引进方过于注重前者——就是过于注重物质载体而忽视信息本体，不理解后者远比前者更重要。这种现象在我国的科学和教育等领域也普遍存在。 无怪乎，钱老说“这是很大的问题”，温总理说“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有一个很好的惯例，这就是学术前沿的独立探索者，时常会到各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去访问或交流。这也就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种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另外，即使没有这种直接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也可通过科学论文和有关事迹的报道或转述等方式接受相应的前沿科学信息。随着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便可通过参加学术会议直接与前沿领域的大师们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有条件的也可到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作短暂的访问或交流。除此之外，还可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和计算机辅助工具，如：订做的双语工具和多科知识平台以及搭建或加入适合自己的创新环境。这样，一方面，可不断提升自己和同学们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可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和同学们的创造潜力和创新能力。 2．1 新旧两种育人模式如何兼容？ 当今国际学术前沿的发明创造和发现创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使是最优秀的杰出人才也应接不暇，对此，务必首先完成好大学课程和学业的大学生又如何才能做到应对自如呢？ 这无疑是要求大学生在漫长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3年）一方面，既要熟悉并掌握旧的科学范式，另一方面，又要探索乃至必要时创立新的科学范式。 可以说，大学前期主要学习已有的学科知识，其特点是遵循既有的科学范式（即：旧范式）；大学后期才较多关注科学前沿（新范式还未建立起来，旧范式仍在起作用）的新知识。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无论对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学习与创新有一个显著区别：继承有固定模式而创造却没有，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难。 一方面，大学生必须继承以往知识积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做练习的过程可掌握的旧的科学范式[考试可检验大学生是否掌握的牢固（所谓“基础牢不牢固”）]； 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必须开拓进取，尤其是走到科学前沿之后，通过发现创新和发明创造的途径可建立新的科学范式[产生（学术的或市场的）影响可检验大学生是否能够创新或创造（所谓“是不是真正作出了创新或创造”）]。 两方面的中间过渡地带有多大呢？对这个问题，有几个实例可间接说明这种新旧转换不易。 例1，1977-1979，当时有个1976年高中毕业的优等生，在经历了一年多无拘无束自由探索和广泛阅读之后，一天忽然得知我国恢复了高考，过去不能想的好事竟从天而降。沉浸在发现“信息基本定律（假说）”的喜悦和忙碌于探寻其充要条件（为此读了“三论”和“未来学”等西方新技术浪潮初期的许多论著）的他，此时，才刚刚展开其发散性思维，要立即转到（高考必须的）收敛性思维上来，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此，在表面上，他虽然也卷入到了当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为高考而忙碌的人群之中，但是，实际上他那种（自己有了重大新发现的）“浪漫心绪”与（当时正面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高考的）“严峻现实”之间是冲突的。也就是说，在其社会人生旅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关头，仅靠他个人那时的初浅阅历或不成熟的经验还不具备制定出万全之策或周密应对方案以及确保这一关键期的一项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的双重能力。加之年轻气盛或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