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诚堂集》评介与附录(2012.07.23).docVIP

《慎誠堂集》評介 溫春來 一本並非出自作者本意的書 本書署名頁見右圖，第二列中“纂”字之右旁有一“校”字。綜觀全書，與大字體並列的小字體均屬訂誤，即以後者更正前者，那以“校輯”替代“纂輯”是一個簡單的訂正還是別有深意呢？同治《南海縣志》為我們提供了回答此問題的線索： （士憲）生平以惇德懿行見重於時，雅不喜弄月吟風，與文士爭無益之譽，閒有所作，亦牽率應酬者居多。身後族人搜集缺殘，輯《慎誠堂集》四卷，非其本意云。 由此可知，士憲生前並未有“立言”不朽之意，本書系世憲捐館之後其族弟鄧翔（字巢閣）蒐其遺文編集而成的，“纂輯”一詞應屬貼切，改為“校輯”之後，強調的是在原本基礎上的校錄輯補，並非後人好事首創，自然就不再“非其本意”，一處細微的修改，無意間透露出了編者的微妙心態。 就出版而言，塗改痕跡固屬缺陷，但從史料的角度，這卻在無意間留下了更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能為後人捕捉到，是由於本書系尚未刊刻的稿本之故。現在我們看到的稿本，藏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封面有廣東東莞籍知名學者容肇祖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題寫的書名，書後並另紙附有容先生的題記，開篇即云：“南海鄧士憲《慎誠堂集》，原槀本二卷，為其族弟翔所校編而未經刊印者。”有趣的是，上引《南海縣志》稱該書為四卷，而我們所看到的《慎誠堂集》卻並未明確分卷，只是從內容上看大致可分詩與文為兩大部分（詳後），這可能即是肇祖先生所稱“二卷”之根據。至於《南海縣志》“四卷”之說，疑因本書尚未刊行，僅稿本存世，縣志編修者並未得見而誤聽誤傳，該志卷十《藝文志》著錄《慎誠堂集》時的聊聊數語可為這一推測提供佐證：“《慎誠堂集》，國朝鄧士憲撰。據採訪冊。”此處並未說明卷數。 巢閣能輯成《慎誠堂集》，緣於他與士憲的密切關係。士憲字臨智，號鑒堂，南海西樵沙頭堡人，生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己酉年（1789）十八歲時中舉，嘉慶壬戌年（1802）成進士，入翰林，歷任官兵部武選司郎中、云南臨安府知府、貴州大定府知府、云南普洱府知府等職，道光九年（1829）署云南糧儲道，旋以奉親為由致仕，次年回粵後被兩廣總督盧坤聘為廣州羊城、越華兩書院講席，同時積极介入家鄉事務，擔任《南海縣志》總纂，組織水利興修與風災賑濟工作，道光十九年（1839）卒於家，與夫人李氏合葬於西樵山滴水巖。士憲最後的人生十年中，鄧翔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翔是南海縣學廩膳生員，道光甲辰（1844）科歲貢，其父賫堂，于士憲乃“叔父行”。從親屬關係言之，士憲與翔並非至親，但卻過從甚密，二人曾共修族谱，士憲講學越華書院時，翔一同前往，翔父八十一歲生日，士憲親作序文致賀，二人還與舉人黃嘉圃一起決意修復西樵白雲洞院館。正是因為與士憲的親密關係，巢閣才能便利地蒐集到士憲的相關詩文。 基本內容 上文表明，“纂”、“校”二字的更換，與《慎誠堂集》非出自士憲本意之說相互印證，結合全書內容，這一觀點更加顯示出其合理性。該書沒有目錄，茲將全書篇目按書中之先後順序排列如下，並附上寫作時間（有的时间系作者自注，如未注明，則略加考訂）。 《慎誠堂集》篇目與寫作時間 《重修南海縣志序》，道光十五年三月。按：道光庚寅年（即道光十年，1830），士憲致仕還鄉，即與吳榮光等一批居鄉士紳商議重修《南海縣志》，並擔任總纂。本序是道光十五年縣志修成時所寫。 《春秋三傳菁華序》，道光十二年二月 《刊補西樵游覽記敘》，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清和月（四月） 《談藝卮言序》，道光十九年孟春（正月） 《西樵白雲洞志序》，道光己亥（道光十九年）孟春（正月） 《龍涌胡貽謀堂修族譜序》，道光丙申（道光十六年）九月。按：胡調德，南海生員，道光間重修《南海縣志》時任分纂一職，時士憲任總纂，這或許是調德請士憲為族譜作序的背景。 《重修惇敘堂族譜序》 ，文中有云：“時同學胡子調德亦以其《龍涌貽謀堂族譜》請序於余，於是巢閣喟然發慨，撫念惇敘堂譜系不修二百年矣，今欲兼採二譜之例及諸家譜例之完善者折取其衷，自肩修纂之任。”结合《龍涌胡貽謀堂修族譜序》的写作时间，可知本序應作於道光十六年。 《莫藝圃六十壽序》，莫藝圃，《南海縣志》無傳，不知其六十歲是何年。從寿序中“他日懸車林下，得與君優游里閈”一句，可知作此序時士憲尚在宦海，序中又有“及余通籍以后，奉職京華黔滇典郡，相見日稀”之句，典郡即任知府，可知作写作时间應在士憲在滇、黔任知府之後，而在道光九年署云南糧儲道之前。查同治《南海縣志》卷十三之《鄧士憲傳》，嘉慶二十一年（1816）士憲任云南臨安知府，二十三年（1818）任貴州大定府知府（中間曾暫調署貴州思南府知府），在任七年後，大約於道光五年（1825）任云南普洱府知府。綜上可知，該序作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之後，道光九年（1829）之前。 《老韶階州司馬八十序》，文中有“今天子之御極十七年，歲在強圉作噩，翁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