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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模式变迁及管理体系构建 内容摘要：本文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模式变迁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鉴于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多头、无序的管理现实，设计了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三位一体”组织管理体系，即农村小额信贷资金管理组织体系、农村小额信贷协调组织管理体系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监管组织体系，以实现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统一化协调和管理。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 组织模式 管理体系 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模式变迁阶段 第一阶段（1981-1993年）：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兴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小额信贷组织只是作为国际援助机构扶贫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特殊的资金使用方式，只在较小的范围内试验。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机构在华援助的很多项目为了配合我国的扶贫政策，提出了明确的扶贫目标，而且扶贫项目中包括了小额信贷的成份。如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在我国开展的项目，将扶贫作为优先考虑的领域。总之，严格地说，这一时期没有完整的小额信贷组织，只是一个简单的办事机构，组织结构也比较简单，但为今后的小额信贷组织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1993-1996年）：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实验阶段。这一阶段是项目小额信贷与非政府组织操作小额信贷共同试验阶段。明显特征是以探索孟加拉乡村银行（gb）式小额信贷项目在我国的可行性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半官方或民间机构实施，强调项目运作的规范化，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的“扶贫经济合作社”小额贷款扶贫项目是我国第一次将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制度借鉴，具体目标是：对贫困农户信贷资金难、贫困农户还款难和提供信贷扶贫的机构生存难这三个问题通过试点项目进行解决。在福特基金会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我国效仿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运作模式开展了小额信贷的试验。在此背景下，小额信贷的组织机构就基本完整了，其机构基本保证了小额信贷的运作。但主要是以社会团体为组织特征。 第三阶段（1996-2000年）：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于政府认识到小额信贷对于扶贫的作用，政府开始采用小额信贷的方法开展扶贫，并把小额信贷推广到全国多数贫困地区，成为一种重要的扶贫到户措施。几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推广小额信贷扶贫形式。这个时期的小额信贷组织模式特点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主体进入小额信贷市场，规范了组织结构体系。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国际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我国小额信贷进入发展时期。除了具有法人资格的正规金融组织机构外，大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机构快速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额信贷组织发展迅速，这些小额信贷组织机构正在逐步完善。 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模式变迁评价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模式变迁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单纯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向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制度需求交互演进过渡；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小额信贷组织管理模式始终依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的变迁。 （一）组织管理模式变迁的强制性 强制性组织制度变迁是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作为组织制度的强制变迁主体，国家的选择始终影响着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机构的成本和收益，因而影响到组织制度变迁的形态和过程。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制度变迁，正是遵从于政府主导型的组织制度变革方式。无论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多次组织制度变迁，还是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归属与机构撤并、经营性质规定等，都强烈地带有政府行政推动和强制性变迁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政府必须作为主体自上而下地进行宏观规划、组织实施等，还在于在具体的营业机构设置、业务品种设立等方面，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或批准才可以实施，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制度变迁成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组织制度变迁。 强制性组织制度变迁往往由于国家的一厢情愿难免“制度失败”，这种强制性小额信贷组织制度供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组织制度绩效可能是最大的，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却未必是最优的选择，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机构的长期低效率、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组织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集团利益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政府在探寻最佳的组织制度结构时，要把强制性组织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结合起来，而不是从二者中只择其一（林红玲，2001；马广奇，2005）。 （二）组织管理模式变迁的渐进性 我国作为“渐进式”组织管理的典范，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管理模式变革，必然地选择了“渐进式变革”的道路，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小额信贷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大体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二是我国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