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陷阱：黄桥案例.docVIP

案　例 BOT陷阱：黄桥案例 案例来源：载《南方周末》2003.1.29(B13版) 中国一直未能出台一部关于BOT的法律。这让很多外商投资者颇感不解，因为作为高风险的一种融资方式，国外的BOT运作，大都是法规在前，行动在后 去年11月18日，泰兴黄桥大平洋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桥电力公司）的董事会以李明等中方董事愤而退场、外方单方面形成决议而告终。 李明是黄桥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副董事长，他的另两个身份是该公司的中方投资方一一黄桥热电厂的董事长和江苏省泰兴市经贸局副局长。这种多重身份决定了其在维护中方和合资公司利益的夹缝中步履维艰。 在当日的会谈纪要中，外方了认为中方拂袖而去是“粗俗和不成熟的表现”，并以李明不执行董事会指示、可能滥用职权等为由，决定免除李明的总经理职务，责令其7日内交出公章、同时撤消自己作为银行账户签名人的身份等权限，否，虽将被视为偷窃、犯罪行为。 而李明则拒绝承认外方的单方面决议，表示将采取行动，甚至对簿公堂。至此，黄桥电力公司中外双方积怨已久的矛盾终于全面引爆。 建行赔款风波 导致董事会不欢而散的直接原因是建设银行的担保赔款问题。 1994年，为了解决黄桥地区电力紧缺问题，泰兴市政府向当地建设银行贷款1500万建立了黄桥热电厂，为解决资金困难，泰兴市政府很快引资澳大利亚亚洲太平洋电力电灯有限公司（简称亚大电力）。1995年10月13日，黄桥热电厂与亚太电力合作成立泰兴黄桥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 和很多同期开建的地方电厂一样，黄桥电力公司也采取了BOT的合作方式。 根据合同约定，外方投资850万美元（约7140万元人民市城）控股51％，中方投资6860万元人民市城，占49％股份，并将价值9000万的设备。土地等资产无偿租赁给外方；合作公司由中方建设、管理和经营，并每年支付给外方2100万元人民市城的固定回报，直至外方收回全部投资，然后按照控股比例分配收益。合作期满20年后，公司全部资产归中方所有。 看起来，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BOT项目——通常的BOT项目都是由外商进行建设、运营和维护——但其具有BOT的典型特征：项目融资和保证外方固定回报。合同将当地电力局每年的购电量和电价都固定下来，并由建设银行泰兴支行对购电合同提供5000万人民市城的担保，另外，泰兴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对合作公司提供一揽子全面担保。对于外方而言，除了可能因为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而导致赚多赚少的问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事实证明，合作双方都显然过于乐观。从1998年开始，形势风云突变，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大量国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电力市场在中央“强电政策”推动下迅速趋于饱和。和同期的许多BOT项目一样，黄桥电力也陷入了困境，中方根本无力兑现承诺，到2000年，亚大电力仅拿到了1000多万元人民市城。 2000年10月底，在亚大电力的求助下，澳大利亚“GPF”（第一澳元）金融集团收购了其全部股份相债务（亚大电力的投资来源于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的贷款），由GPF中国首席代表兼项目总监杨木仑 批出任亚太电力执行董事，开始与中方谈判。 经过长达8个月的艰苦谈判，中外双方于2001年6月20日签订了《合作企业合同修订契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设银行泰兴支行贷款4500万元给黄桥电力公司，并由后者作为回报支付给外方。 但出人意料的是，协议墨迹未干，建行却在去年6月30日忽然以风险太大为由临阵变卦，拒绝贷款。事情再度陷入僵局。紧急磋商之后，同年7月12日，合作双方签订附加协议，将外方回报降为850万人民市城／年，持续10年，之后4年，中方每年支付外方25万美元。 由于泰兴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已在1999年“广国没事件”之后被政策清退，2001年年底，外方开始起诉建行，追讨后者5000万元的担保责任。去年10月26日，双方达成庭外和解，由建行一次性支付黄桥电力公司1525万人民市城，同时解除担保责任。 但围绕这笔赔款的去留，中外合作双方相持不下。在去年11月18日董事会上，外方忽然提出要将赔款全部收归己有，其理由很简单：去年签订的附加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该笔款项由外方提走。但中方认为，赔款议题属临时增加，外方事先并未知会中方，违反了协议。但外方仍然要求当场通过决议。局面随即变得剑拔弩张。 一场不规范的赌博游戏 事实上，建行赔款问题只是引爆矛盾的一个导火索，致使中外合作双方冰冻三尺的根源一个在于外界环境的急剧变化，一个在于双方的不规范操作。 据介绍，过去黄桥地区电价由地方电力公司控制，但从1998年开始，定价权收归江苏省电力公司，并逐步实行竞价上网，这导致电价由最初合作双方约定的0．57元／度降为0．45元／度，尽管这已是政策扶持一一现在黄桥周边地区的国家上网价格是0.19元／度——但仍然给合作公司带来了累计1800万元的损失。 其次是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