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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贿赂行为探讨和治理对策 　　[摘 要]近年来,商业贿赂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特别是近期发生的“德普”、“谢瑞麟”、“朗讯”等案件,严重曝露出商业贿赂对中国经济肌体的侵蚀日益深入。医药、建筑、政府采购、金融、教育、电信已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商业贿赂发生率高,立案查处少,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本文从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和商业贿赂的成因对商业贿赂进行探讨,并提出综合治理的对策。 　　[关键词]商业贿赂 市场 立法 　　 　　当前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典型的商业惯例,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人们均将其视为经济社会肌体上对一颗毒瘤而欲尽早除之而后快。然而,商业贿赂在我国浸淫之深,涉及之广,原因之复杂,就好比陈年病症,不是几剂猛药下去就能药到病除的,必须诊其脉,观其形,辨其因,析其理,才能觅得对症良药,以臻大治。 　　一、变化多端的商业贿赂表现形式 　　如今,商业贿赂的形式常常是披着貌似合法的外衣,打法律的擦边球。首先,商业贿赂往往隐藏于人情往来。其次,政府官员权力与商业结合的寻租。再次,采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方式越来越受到行受贿双方的青睐,比如外出考察和赞助业内研讨会等形式。更有甚者,贿赂者不惜巨额投资,通过开学术会议、帮助发表论文、帮助学术研究等,把一些大医院对医生捧红,以放长线钓大鱼,为日后捞取更大的回报。 　　二、商业贿赂成因分析 　　1. 市场环境不完善 　　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业贿赂犯罪多涉及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事业人员。公共权力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形成了权力寻租对土壤,使得党政部门中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点进攻对象。应该指出,国企和商业贿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因为其中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代理问题,使权力寻租的空间有产生的可能。 　　2. 不健康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折射在现实中,关系、人情才是一路通畅的通行证。“关系就是生产力”,被一些人奉为商场上的生产力。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化复杂化,昔日基于地缘、亲缘上的人情关系不得不借助于行贿等手段来维持,同时??种传统的关系文化又为贿赂行为蒙上了人情往来的面纱。” 　　3. 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范尚存缺陷 　　(1) 立法滞后,缺少一部较高立法层级的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第二,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另外,受贿主体范围局限,导致违法难究。根据现行法规,商业贿赂的受贿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贿的主体远不仅限于此。譬如,像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教师,如果没有行政职务,虽然同样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支配权进行权力寻租,由于其身份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便成功的钻了法律的空子。 　　(2) 行政制裁力度不够。一是单位商业贿赂中的个人以及总公司或母公司对下属单位的商业贿赂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规定不明确,从而导致个人责任承担和上级公司监管责任的承担全部落空。二是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企业的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确实很困难。 　　三、综合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1. 完善相关立法,提供法律支撑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尽快地出台一部具有较高立法层级的《反商业贿赂法》,为长期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提供立法支撑。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制定专门法尚需假以时日,为适应治理商业贿赂的现实需要,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以现行刑法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意立法经验,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对相关规定的分析评价,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人员、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至少应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扩大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设剥夺、限制从业资格刑,完善资格刑设置等。 　　2. 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消除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 　　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铲除商业贿赂生存的土壤,明确权力行使程序,避免公权力滥用。二是增强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三是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从源头上防治商业贿赂。 　　3.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用,打击与预防商业贿赂 　　首先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打击各类腐败行为中的专业优势,重点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领域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着力解决公益性强、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问题 ,充分发挥刑事惩罚的震慑作用,有效遏制商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