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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功知本和资本博弈 　　从2004年5月辞去广东保监局局长之职自筹资金开始创业,张维功创办的阳光保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跻身中国保险业“第七集团”。 　　 　　 “拿得起,放得下”,往往是表达一个人面对选择时的决毅和超强的心境。不过,这种状态实在是太过理想,现实中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而且,一个人积累越多,就越难放得下。但是,张维功,这名曾位居广东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的正局级官员,却在不惑之年之际,选择了“下海”重新创业。 　　 　　2004年5月,张维功辞去广东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这个举动在辞官下海已不是新闻的今天,仍然引起保险业界的一场不小的震动。毕竟,张维功作为广东保险业的最高监管官员,曾由于大力整顿保险市场,铁腕整治“地下保单”而受到业内高度评价;毕竟,张维功是中国保险监管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几乎可以预期的仕途之路对身在其位的人是个绝对的诱惑,更何况,这个职位是他从底层逐级攀升而至的结果。 　　张维功的人生以40岁为界限,40岁之前做官,40岁之后从商。然而商海沉浮,他经历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挣扎,从零起步,创办了阳光财产保险公司。 　　对于张维功从商,有人祝贺,有人猜疑,有人观望,有人追随。但是,即便具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即便张维功并非盲目地放弃,但创业的事情却异常地不顺利。 　　 　　寻找股东的难题 　　 　　辞官3天后,张维功抵达北京,开启人生新的征途。 　　此时,原来邀请他来京的股东们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车子已经备好――两辆还没上牌照的奥迪;房子已经租下――五星级饭店;张维功本人高达数千万元的股权也安排妥当。 　　辞职之前,张维功与股东一直保持沟通,总的来讲,感觉还是不错的。但到北京不久,张维功却发现了问题:股权结构不够合理,原定的一些讲法、战略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关于资本回报率也和以前说定的不一样。筹建之中的公司股东与自己所追求的相去甚远,更与他想要创造一个优秀的现代中国保险企业标本的初衷大相径庭。 　　股东是什么?是擎天大柱!如果这些柱子不够结实,不够合理,即使培再多的土,雕再多的花,又如何能做大做强? 　　张维功选择股东自有他所坚持的理念,那就是:“我希望企业筹建之初就有一个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一个具有先进的战略思想和现代金融意识的股东群体,我认为这是打造百年老店的基础。如果股东观念不一致,股权结构不合理,对公司长远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障碍。” 　　张维功决定要创出一条路来。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思索后,张维功做出调整股东的重大决定。“这三天中,我是独自度过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失踪了,因为联系不上我。”张维功说,“最终我还是艰难地做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放弃原来的全部,一切从头开始。这样的决定也意味着,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不但没有了车子、办公场所,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可能出现困难。” 　　突然调整股东的重大变故,对张维功来说是一种自我挑战。“如果重新寻找股东投资一家连影子都看不见的保险企业,对于我和我的伙伴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并没有准备充足的创业资金,也没有给自己预留充足的创业时间。”张维功说。 　　其实,这次决定比辞去公职的那次决定更难决断,因为这时的张维功不仅骑虎难下,而且将陷入困境:前无进路,不能马上操作一个差不多已经成型的保险企业;后无退路,不可能返回官场继续做官。既没有钱又失去了“组织”,张维功开始了一场知本和资本的博弈。 　　张维功一行人从星级酒店搬了出来,搬到了一个小旅店住。奥迪车没有了,出门只能打车。张维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两个存折,一个是26万元,一个是18万元,准备给追随他的七八个人发“遣散费”,但大家谁也不走,坚持要跟着他干。张维功后来把这些钱作为筹建保险公司的经费,租房子、接待、添置办公用品。 　　没有保监会的批文,没有股东,张维功带着这些兄弟开始在全国找股东,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生活。他们自己打印招股说明书,开始与各大企业联系,为创办公司寻找新的股东。 　　张维功当时想,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股权分散就好。他一直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民营企业最有活力,最能接受新思想。所以,最初他决定从民营企业中找股东。于是,张维功和助手们先后谈了170多家民营企业。然而,这个过程,也让他对民营企业的现状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为了寻求有长远战略思想的投资者,他又决定放弃民企,开始更多地接触国有企业。开始,他主要选择省属以下的国有企业,先后谈了近50家,但多数企业与阳光的追求有较大差距。 　　当他们接触的企业已达389家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成为透过厚厚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必须在2004年年底前找到肯出手5亿资金投资保险行业的股东。为了面见大型企业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