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新供给学派.docVIP

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新供给学派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但今天中国经济第一次遇到了总供给冲击的新问题。由于劳动用工、原材料、环保、税负等成本的上升，导致总供给曲线收缩，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这种总成本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战略课题。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一方面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守住总需求管理，避免恶性通胀；但更重要的是攻，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以及打破垄断的改革，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控制住物价，又保住增长，更为实现大国发展的宏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近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还相当好，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解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增长率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这两个增长率之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9个百分点；再比如，外贸出口增速远低于进口增速，上半年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可以说，这几年来，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达到的目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经济蕴含着非常显著的潜在问题乃至于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总需求方面的波动，第二就是总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 　　 　　总需求膨胀之外，总供给收缩成为新问题 　　 　　总需求波动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信贷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这些问题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包括各级政府都有大干快上、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投资为龙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 　　最近一年多以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造成国际游资纷纷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这体现为“热钱”的涌入，而“热钱”涌入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为总需求过旺的压力。 　　这个由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年多以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背景。这种经济过热的趋势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掌舵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为此我们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1988年和1994年的两次高速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肯定还记忆犹新，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附图)，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胀”。 　　 　　多方成本上升压迫总供给曲线回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正在遭受冲击呢?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就是劳动用工成本的显著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月报，今年1－5月劳动用工工资的平均上涨幅度为18％。而根据笔者去年和今年在广东地区的调研，该地区的劳动用工工资从2006年到今年一直是按照每年14―15％的速度在上涨。那么，工资上升是不是因为通胀带来工人加薪的要求所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整体来说还比较低，工资上升的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民工荒”、“用工难”的本质，就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高达两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由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的进程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蔡防研究员所领导的研究组经过反复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状况已经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劳动用工工资上升的必然性，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流动性过剩，也不是经济过热，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过程。 　　总供给遭受的第二个冲击就是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原木和铜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以铁矿石为代表，铁矿石的价格在过去5年内不断上升，年平均复合涨幅在30％以上。这种上涨与金融炒作无关，因为铁矿石的价格是供需双方，即矿山企业和钢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的结果，并没有金融资本炒作的空间和可能。再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