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和转变“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经济增长方式.docVIP

破解和转变“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经济增长方式 　　 摘要：文章分析认为，人口结构特征、资源能源价格机制、金融市场、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社会保障制度、外贸环境、汇率制度七个根本因素，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居民部门消费――储蓄选择、外贸发展阻断机制三种路径发挥作用，造成了我国“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增方式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和利用好这些根本因素，并要平衡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稳定运行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投资；消费；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问题日益突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至2010年仅为46.98%， 2003年~2010年投资占比连续八年超过40%。 　　 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消费率的合理区间是61%~65% ，投资率的合理区间相应为35%~38%（吴忠群，2002），按照这个标准判断我国投资率已经长时间超出了合理范围。其次，从我国建国后经济发展历史上看，共有三个历史时期投资率超过40%，分别是1959年，1993年~1995年，2003年~2010年，在前两个历史时期，当投资率超过40%后，均导致了随后经济收缩，因而最近连续八年投资率超过40%也显示我国经济失衡问题严重，经济存在运行不稳定的风险。再次，从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外贸需求大幅波动，导致经济出现大幅波动，进一步凸现了投资消费失衡的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国内有众多学者研究投资消费失衡问题，主要的观点有：一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储蓄率过高（程选等，2008）；二是农村人口巨大、城市化水平低、人口抚养比低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和“高投资、低消费”的特点（姚洋，2009）；三是“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两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龚敏等，2009）；四是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 　　 1. 国民储蓄率过高。程选（2008）分析认为宏观经济恒等式（GDP=C+I+CA）背后隐含的国民消费-投资决策决定了高储蓄，根据储蓄与投资、出口的关系（S=I+CA），高储蓄又必然决定了高投资、高顺差。并指出资源品价格长期被压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社保制度不完善、金融资本市场发育不足、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府转型缓慢、居民拥有资产占比小、“低汇率安排”等六个因素导致了国民消费―投资决策的高储蓄。上述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S=I+CA反映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并不是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储蓄并非单方面决定投资、顺差，相反投资、顺差的实现制约着储蓄的形成；二是程选列举的六个因素并非并列关系，因素5（我国财产制度安排）是因素1（资源品价格长期压低）的原因，并导致因素四（收入分配格局）这一结果，因而这三个因素可归并为一个因素；三是程选认为金融市场发育不足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财富效应等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而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导致资金要素价格扭曲，进而影响了投资、消费格局。 　　 2. 我国的人口结构。姚洋（200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与中国人口结构是紧密相关的。一是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二是中国的计划生育使人口抚养比下降得很快。这两个人口特征导致我国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特征。笔者认为人口因素只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因素。除人口因素外，资源品价格长期压低、环境污染负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金融市场资金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因素。 　　 3.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龚敏等（2009）认为我国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导致“两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基于低要素成本，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向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建设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根源。笔者认为，我国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吸引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但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特征在2001年~2010年期间形成并日益显著。因此龚敏等只正确分析了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内因，缺乏对外因影响的分析。而恰恰是2001年起我国加入WTO以及人民币相对贬值的外因变化， 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市场空间，并造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特征。 　　 4. 收入分配机制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认为我国现阶段分配机制不完善造成企业高利润，高利润高回报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原始驱动，实现的高利润又为下一轮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从而形成了“高利润――高投资――高利润”的循环。并认为分配机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