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穴号墓就是曹操墓的铁证.docVIP

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的铁证 　　引 言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安阳西高穴2号墓是文献记载中的魏武王曹操之墓，自此引发了文博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参与讨论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可谓考古史上之空前。从2009年至2010年年底，讨论与争论的重点是围绕着真假“曹操墓”进行的，发掘单位和不少学者认为是“真”；而一些“业外人士”则认为有“假”。至于极个别者如闫沛东，更是造谣诬蔑，唯恐天下不乱。针对这场争论，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写了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认定曹操墓。我也曾经撰文指出：“魏武王”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刻有魏武王之称的石牌，是西高穴2号墓为曹操墓的铁证。尽管曹操墓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然而，“不管这些问题今后的最终解决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该墓墓主是曹操这一主要结论”。 　　2013年，徐光冀先生发表《曹操墓仍不宜定论》一文，文中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赏赐论”，即铭刻“魏武王”的器物，并不为曹操所有，而可能是曹操赏赐给他人的；二是“陪葬说”，即被赏赐者死后将此器物葬入墓中，所以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个陪葬墓。这两个主要观点联系紧密：“赏赐论”是“陪葬说”的“理论依据”；而“陪葬说”则是“赏赐论”的必然归宿。其实，徐先生的这两个观点，早在2011年11月22日，在浙江嘉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就提出来了，文章的题目是——“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年会论文于2012年10月正式发表。徐先生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曹操墓发掘期间曾三次去工地“考察”。他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提及“造假”二字，但文章中的“可能”提法，却是对曹操墓的实际“否定”。因此，文章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有的人士“欢呼”：这是投向曹操墓的“重磅炸弹……他把外人不知道的内幕捅了出来……说出了真话，揭露了真相”。停息了近一年的曹操墓真伪大辩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有鉴于此，本文再作如下论述。 　　一、“赏赐论”的论证方法不科学 　　徐光冀先生关于曹操墓的两篇文章，标题虽异，但内容基本相同，今以《曹操墓仍不宜定论》一文为依据，进行讨论。徐先生文章的核心仍然是指向“魏武王铭刻”。徐文指出：所谓的“曹操墓”中出土了两类石刻铭牌，一共62块。一类六边形，器形小，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比如“黄绫袍领袖一”、“镜台一”、“书案一”等；一类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内容。可以发现六边形的占大多数，没刻人名；圭形的占少数，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迹潦草。发掘简报认为它们“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文献记载曹操谥号“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汉，十一月追尊曹操为武皇帝，这些只能说明石牌刻铭的时间，并不能说明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要特别刻上墓主人名字吗？曹丕又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铭刻，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称数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墓。 　　由此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将物品（含兵器）赐予其子及臣下，文献中有这类记载：如《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类》中说“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文献中还不乏把“常所用”、“常所执”、“常所御”的物品赐予亲属与大臣的记载，比如《三国志》中记载孙权“以己常所用御帻缣盖赐”周泰，孙权又“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费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很可能是下葬获赐者时把这类物品带入墓中，还特别标明出来以示荣耀。 　　以上是徐先生文章的主要观点。徐先生首先假定，铭刻中不应当出现“魏武王”名字，出现了就恰好证明“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墓”。这没有什么逻辑，没有一条规定，古人下葬时不能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物品放入墓中。古代墓葬中出现的“印章”比比皆是，“印章”不都是刻有“名字”的吗？前些年洛阳发现的曹休墓，就是凭一枚“曹休”印章而拍板定案的。曹丕在下葬其父亲曹操时，完全有可能把汉献帝赐给他父亲的谥号——魏武王刻在名牌上并置于墓中，从而来显示其荣耀。 　　徐先生的“赏赐论”认为，西高穴2号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铭刻器物，不是曹操所有，而是曹操生前将这些器物赠给了他的儿子和臣下，受赐者死后将这些器物埋入了墓中。所以，虽然墓中出现“魏武王”铭刻，也不能证明该墓就是曹操墓。这里所说完全是一种假定，他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曹操把器物送给了别人。如是，他采用了“间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