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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洛 就我国基础科学发展模式的问题与杨振宁教授商 论坛世界(第75期)(2009年04月06日星期日) 严肃对待我国科学生活中的杨振宁现象与理性检讨杨振宁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导向错误--并就我国基础科学发展模式的问题与杨振宁教授商榷(四) 杨本洛 (2008-12)3.杨振宁科学观的20世纪科学世界大背景审视 对事不对人，应该是探讨科学命题时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反过来，面对严肃的科学命题时，因人议事几乎没有任何本质意义。科学和人文学科完全不同，科学需要描述和探讨的是那个自存的，本质上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的物质世界。因此，无论某一个论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人们需要真正关注的应该只是科学论述的本身，而并不是作科学论述的不同研究者个体。 于是，对于每一个希望对科学研究作独立贡献的研究者而言，他同样需要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如果所得的研究结果真正正确，那么，这个结果在原则上只可能重新逻辑地归属于那个自存的像永恒之谜一样伟大的大自然，绝对不可能由此而显示发现者的伟大。在20世纪后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中，美国的C.Peirce应该视之为另类，大概是最后一位内心真诚向往和坚持科学必须遵循和维护的逻辑原则并坚持实体论信仰的西方现代哲学家了。Peirce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公众性特征或团体精神的理念，他曾经这样指出 科学需要科学团体的所有成员的高度合作。这种合作防止了任何个人和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真理。科学的结论应该是所有科学家都能得出的结论。同样，在信念和真理的问题上，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得出的结论。 其实，既然是科学真理，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隶属于任何科学家的个体，而只允许逻辑地归结为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反过来说，只是彻底摒弃不同研究者彼此可能完全不同的风格--某种纯粹主观意识的好恶，才能够抽象地统一于那个自存的特定物质对象之上，最终成为科学。于是，任何能够称之为科学真理的陈述，一定会天然地被赋予一种公众性的特征，而任何成功构造科学陈述的人，也因为明白自己只是得以机会成为大自然奥秘的最先窥视者而已，所以除了加深对大自然的一片敬栗之情，他的内心只可能充满平和的喜悦和恬淡。 那么，人们能否由此猜测：曾经为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做出了开拓性巨大贡献的Newton，之所以仅仅以海边拣拾贝壳的孩童称之于人，他的内心所感受的正是这样一份深切体验呢?与Peirce试图揭示科学结论的公众性特质截然相反，如果只允许把某一个科学陈述归于某个研究者个体的直觉顿悟之上，那么，这样一种反公众性的陈述，必然因为缺失特定物质对象客体的支撑和约束，而充满色彩鲜明的个性特征。然而，同样只因为缺乏实体的客观性基础，一切无法摆脱个性特色的主观臆测或独断，不仅必然流于荒诞，而且那些自以为是伟大心智创造的思想者，难以避免不同寻常的气盛、骄矜和傲慢，急切于以非凡人物示人。 不难发现，杨振宁教授身上展现许多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质。但是，参照Peirce所论述的科学本来内涵，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特质，而应该需要关注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发生的一切。并且，也仅仅于此，才可能反过来较为准确的理解或领悟发生在杨振宁教授身上作为一名普通社会人的所作所为。[1] 那么，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此处，不妨引用以《杨振宁教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为题，杨振宁教授于1986年5，6月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座谈会中的一段谈话。在回答人们提出请您谈谈对物理学发展的展望的题目，谈及20世纪物理学现状时，杨振宁教授曾经这样指出 不同的物理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20世纪物理学有长足的发展。这起源于上世纪末实验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使人们能够做许多关于分子、原子和原子核方面的实验。 除了一个前提性的基本概念，即到底什么是科学，或者什么是物理学，乃至反过来追究到底什么是人们热衷议论的伪科学，这样一些让当今西方知识社会(此处考虑到目前的东方学术界缺失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无一不几乎都尾随西方人的真实情况)纠缠不清的命题以外，杨振宁教授对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状况的刻画应该说是大体中肯的。 其中，最为关键的要旨在于：是从19世纪末开始，以一种急速状况发展的实验能力或实验技术，使得20世纪的人类(当然主要是率先掌握这些技术的西方人)在前人从未有过的广阔范围和深刻程度上，得以窥见那个本来只是隶属于自存的物质世界的许许多多奥秘。毫无疑问，实验技术的突飞猛进，根本得益于自Newton时代开始，主要由西方人做出开拓性历史贡献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反过来，这种迅猛的并至今依然呈现高速发展态势的技术，能否被简单称之为科学呢?可以相信，对于这个特定的逆命题，包括杨振宁教授在内，任何一名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和熏陶的人决不可能简单地接受肯定性的答案。 科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