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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现状及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9-191-02 　　摘 要 司法实践中过分重视逮捕的证据条件,而对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过低,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未明确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和不捕后的配套保障措施不足,导致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 　　关键词 逮捕必要性 适用现状 原因分析 　　 　　一、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的现状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逮捕的三个条件可表现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必要性条件①。证据条件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刑罚条件指“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必要性条件指“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司法实践中将证据条件视为逮捕的主要条件,重点审查认定犯罪事实是否基本证据。逮捕的证明标准丝毫不低于起诉的证明标准,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出现将无罪或证据不足的人错捕???对于第二个条件,因依据刑法规定只要涉嫌犯罪几乎都“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不作为审查重点。对于必要性条件,其处于与刑罚条件的同等地位。因是否“有逮捕必要”本身即为一种心里判断问题,无法通过明确标准予以衡量。为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必要性条件亦不是审查重点,只要犯罪嫌疑人符合第一个条件基本上都予以逮捕。 　　逮捕率居高不下,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严重异化了逮捕的功能。一方面,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应视为无罪的。而构罪即捕则具有明显的预先透支了刑罚,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的缺失,使逮捕的基本功能异化。本身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基本功能是保障诉讼进程、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不影响诉讼顺利进行且无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逮捕措施,无异于将逮捕功能异化为打击犯罪的手段。除此之外,高的逮捕率也导致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的原因 　　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必要性条件适用的具体情形是不科学的。有的学者提出应当明确列举出具有逮捕必要的具体情形,诸如:累犯、惯犯、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其他严重暴力犯罪等应当认为具有逮捕必要性。其实,我国有逮捕必要表现在不捕后发生社会危险性。对社会危险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妨害诉讼进程的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以犯罪嫌疑人以前曾受到刑事处罚就认定在目前的案件具有逮捕必要性是武断的。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及证据材料,综合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而不能仅以重罪或累犯等情况来认定。如在美国,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审前羁押(相当于我国的逮捕),主要看行为潜逃的可能性、对社会的危险性。如1998年美国75个人口最多的县中以故意杀人罪这一重罪被指控的被告仍有13%未予以审前羁押②。在德国曾规定过对于犯谋杀罪、杀人罪等重大犯罪行为的嫌疑就足以构成羁押的理由,但后来德国宪法法院做出解释:只有嫌疑人其有逃跑或使侦查工作难以进行之危险时才能作为羁押的合法理由③。可见,不能仅以犯罪嫌疑人所犯的罪刑轻重或系累犯等因素直接认定具备逮捕必要性,最主要还是看是否具有逃跑可能性和是否妨害诉讼进程。 　　其次,公安机关考核制度确实是影响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但即使变更公安机关的考核制度,并不能扩大逮捕必要性条件的适用。公安机关因追求高逮捕率,故忽视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过程中因无逮捕必要的证据缺乏而难以做出不批决定。若公安机关考核机制进行更改,不追求逮捕率,公安机关报捕案件数量仍不会大量下降。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下一步的侦查工作是以口供为中心。看守所系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下,为审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即使批捕率的考核取消了,对刑事犯罪的仍须要严厉打击。而除了关押在看守所外,替代性的措施不足。司法实践中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基本上被关押在宾馆或因生病被关在医院,其基本上等同于处于羁押状态。而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在案件证据不足或行为人轻微违法行为时适用,对犯罪嫌疑人明确构成犯罪的,适用取保候审的也不多。 　　第三,落后的执法理念并不是导致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的原因。“构罪即捕、以捕代侦”这种现象在执法理念确实存在,但执法理念落后并不是导致大量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直接原因。仅仅改变执法理念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在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即达到证据条件)的情况下对其予以逮捕,在法律并不能认为是捕错了。相反,若是犯罪嫌疑人在捕后发生了社会危险性,那就说明办理了错案。所以说并不是执法理念错了,而是构罪即捕的执法理念可能更符合当前司法运作的实际。这种机制下,无论怎么贯彻新的执法理念都无法解决问题。而公安机关以“以捕代侦”的执法理念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以打击犯罪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