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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启蒙内在困境 　　《新民说》中的线性史观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第三阶段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西之间的冲突聚集到了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梁先生的这种从器物―制度―文化的向西方学习的三阶段论,在20世纪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继承和响应。殷海光就成功地转述了梁启超的阶段论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以三阶段论为武器,来证明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并明确地把西方式的现代化当作中国进化的目标。 　　对梁启超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激昂一时的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把变革的中心渐渐从制度层面转化到了对国民性的启蒙之上。借助日本翻译的有关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深入地了解了启蒙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良好国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民说”正是这种认识生发出的一个必然结果。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今徒痛恨于我国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 　　梁启超对国民性中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都被无情的予以鞭挞。然而正是这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叙述方式让人产生了深深的困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梁启超说了什么,真正让这一切变得难解的是,为什么他会选择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代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他所依凭的更为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此一启蒙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什么? 　　启蒙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关于一般真理的学说,这就意味着,标准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在统一标准之下进行衡量。符合标准的就意味着正确,而其他的则是需要被改正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以及影响深远的《新民???》,这一系列文章的真实意义才能被清晰地把握。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背景关照,在一个空洞的布景之下,仅仅谈论一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的个性和特点是没有意义的,把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用简单的词语来总结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单纯地讨论国民性很有可能是个伪问题。 　　对于西方而言,“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时刻。因此,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方案,技术的变化”(福柯语)。但是,对于中国,对于梁启超,启蒙意味着什么呢?梁启超的启蒙有一个学习的模板,当他被迫置身全世界林立的民族国家之中,他的启蒙话语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必须通过新民达到一个目标,很显然,只有当这个目标成功到达时,新民的使命才最终完成。 　　 　　启蒙的认同与想象 　　 　　列文森曾经敏锐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面临着一个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化,天下大同的华夏帝国的乌托邦,在外来的冲击之下,需要逐步地转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新民说》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足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民族国家。他必须把昔日的一家一乡一族中的人的资格,一个天下人的资格,转化成国民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者,则绝无以自立于天壤。”当梁启超担负起启蒙重任的时候,他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必须符合新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任何旧式的生存方式,假若不适合于民族国家中公民的资格,都应该被改正。 　　在《新民说》的时代,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传统中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农民的概念和意义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系统。而在现代世界里,政治忠诚被提上日程,政治性的问题,或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问题,成了一个首要考虑。无怪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我们国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国民却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分,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也就更可以理解,新民说的目的,乃是在培养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超越了固有地域和地方性的普遍性认同。 　　所以,梁启超的目标就是在一个不知有国家的人民当中迅速传播国家思想,而他所依赖的方法首先是建立新的信仰与文化网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所应有的情感忠诚基础,梁启超在发起新民运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一整套民族英雄想象的图谱,在这个充满着符号的意义世界里,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化资源的争夺。那个不断被擦拭、重写的民族英雄想象图谱,不单单代表一种文化认同,也有效配合了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只有在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