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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温度在降低 　　编者按:针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问题,本刊特委托天津师范大学张莉女士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梁鸿先生,对著名作家毕飞宇和阎连科先生进行了专访。作家笔触往往更为细腻而深入,他们没有宏观的理论框架,没有抽象的概念体系,但丝毫不妨碍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展开对当代中国人际伦理与价值变迁的深刻思考。正如毕飞宇所说,一个作家最大的使命也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也要批判。 　　 　　酥松,低温,这就是我眼中的新人际 　　 　　《文化纵横》:我还记得当年读《哺乳期的女人》时的感受。这小说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它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孩子对出外打工的母亲的思念完完全全地落实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身上,这一点打动了许多人。去年重读,我觉得你非常敏锐地触摸到了一种人际,时代变了,中国的人际也变了,这包括着一种价值观的变迁。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是我在1995年写的,我当时的立足点还不是“空村”与“空镇”,而是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基本国策”实施于1982年,从此,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简约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变得酥松。为什么说酥松呢?因为“三口之家”特别地脆弱,面对教育、卫生、社会安全、保险、就业等庞大的压力,我们很容易变得神经质,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家眨眼之间就可能倒了;与此同时,我们对下一代的期待也是神经质的,差不多到了疯癫的地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会有怎样的变迁,我就知道一点,我们的价值观会伴随着病兆,带有捉摸不定和心急火燎的倾向,缺乏承受力,缺少绵延性。 　　 　　《文化纵横》:《家事》就是关注这一点吧。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学校是“单位”,也是“宗族”,同学变成了夫妻、母子、父女,还是“亲戚”:妯娌、叔侄、姑嫂、子舅等等,孩子们模拟着日常的、但已经是“历史”的关系,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渴望。这小说引起很大反响,它从特殊的视角书写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冷清。 　　毕飞宇:利用这个机会,我再说一次,《家事》不是一个关于恋爱的故事,这是一个“戏仿”的故事,它是一代人对我们传统家庭模式的一次集体性的戏仿。――为什么要戏仿?因为“家”消失了,说得文气一点,只剩下一个背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事》也是一个“凭吊”的故事,孩子们在过家家。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做学理上的分析,我只是和孩子们一起“冷清”了一次,用小说里的话说,“清汤寡水”了一次。借用一个外交辞令,我表示了我的“严重关注”。――家庭模式的变异会改变人的基因,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基因,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差不多就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的同时,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我们刚刚从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急于摆脱红色意识形态,却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再建,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一来,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在我们这里就有些变态。 　　 　　《文化纵横》:从匮乏状态摆脱出来的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无可厚非,不过不能止于此。小时候,觉得生活的目标就是过上像西方人那样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为有了这样的生活就有了一切,现在想想,原来不是。 　　毕飞宇:欧美也是市场经济,但是不一样,第一,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有效的,第二,他们有基督文化背景。《圣经》上有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叫做“天堂压力”。卡耐基有一句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洛克菲勒也有一句名言:“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两句话和“天堂压力”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来有趣了,在天堂的压力下,他们的财富有了一个温暖的、开阔的去向。 　　我们没有天堂压力,这很好。可是,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财富其实是没有去向的,“给儿子呗”,这也许算一个。“为什么要挣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处在本能阶段,远远没有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我们是在“穷疯了”这个背景下踏上挣钱之路的,说白了,我们在挣钱的时候心里只有钱,没有人,换句话说,我们的心中没有“他者”――造卖假药和霸占善款也许是最极端、最疯狂的例子。这也就带来了人际上的第二个特点,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 　　 　　《文化纵横》:用酥松、低温形容人之间的关系,很形象。我想到你的小说《相爱的日子》,两个大学毕业生在陌生的城市互相取暖温存。小说的结尾是她给他看手机上候选对象的照片,他帮她选择嫁给哪个有车有房的男人更可靠,之后就是友好分手。 　　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写了一个低温的爱情,低到什么地步?低到了37.5度之下。你可以回过头去看看,我在小说里不厌其烦地交代体温、天气,我还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性。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篇小说的性描写差不多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步――正式发表的时候,编辑其实是做了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