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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对2006年“一号文件”认知看传播效果 　　2006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它立刻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但宣传效果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对2006年“一号文件”在山东临沂市农村地区传播效果的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大众传媒在政策传播的认知阶段的作用远远超过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但是，总体而言，农民对2006年“一号文件”的认知状况仍不是很理想。 　　本研究在山东省临沂市九县三区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层抽样，选取三个县（区），然后在各县（区）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地理位置分层抽样选取三个乡（镇），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在每个乡（镇）选取三个村，在村里进行随机抽样。问卷填写的方式是：在对被调查户（主要是村民，不包括村干部）进行讲解填写方法后，除少量不识字的（即家中无一识字者）由访问员通过逐一访谈代笔完成外，均由被调查者自己填写，问卷由访问员当场回收。访谈部分由笔者对市、县（区）、乡各级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一号文件”宣传的负责人进行访谈。本次调查在临沂市三个县（区）9个乡（镇）27个村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7份，获得375个有效样本。 　　所有数据通过社会科学软件（SPSS11.0）处理后，分析如下： 　　 　　1. 对已实施政策的认知情况 　　 　　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里面所涉及的有些政策在几年前已经开始着手实施。比如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等。在这些已经实施的政策中，认知程度相对较高（详见下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部分人都知道有这种政策，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正确回答政策的内容，这说明当地农民对“一号文件”中已经实施的政策的认知状况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地农民知道相关政策主要是通过电视，电视传播的瞬间性使其信息难以全面识记。另外，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使他们识记起来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我们在对各级政策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注重政策的“落实”，但对政策的宣传还不够???视，这就造成了即使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也很少向农民宣传，以至于政策已经实施了，农民对于政策的具体内容依然了解很少。 　　2.对尚未实施或小范围实施政策的认知情况 　　在2006年“一号文件”所涉及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一些尚未实施或只是在小范围实施的政策，比如国家要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建设、将大规模地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等，尽管媒体和各级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但农民的认知状况却不容乐观（详见下表）。与那些已经实施的政策相比，知道这些尚未全面实施的政策的人数明显要少很多。农民们对于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如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认知状况比较好；而对于一些跟他们的实际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政策，如农业信息化建设，认知状况就差一些。 　　如果农民不了解“建设新农村”及相关政策，就谈不上对政策的评价和主动采用了，这无疑将增加政策实施的难度，甚至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说，怎样提高宣传“新农村建设”及其相关政策的传播效果，就变得极为重要。 　　 　　3.了解相关政策的愿望 　　 　　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及农民是否希望了解与农村的相关政策时，有85.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希望”或“非常希望”，当问及他们希望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了解相关政策时，大众传媒成为首选，其中有73.6%的人表示希望通过电视了解，有25.1%的人希望通过报刊，分别有12.8%和4.3%的人希望通过广播和网络来了解，仅有8.3%的人希望通过周围的人来了解，还有16.5%的人希望通过村干部来了解。由此可见，农民对于大众传媒的依赖和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本次调查中，有60.5%的人认为大众传媒“宣传及时”，47.2%的人认为“通俗易懂”。但是，大众传媒在政策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俗度上仍有待加强。比如，有20.5%的人认为“宣传的次数太少，看（听）不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20.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媒体“宣传的跟实际情况不一样”。由此可见，在具体政策推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点在对村干部的组织传播的评价中也得到了印证，有10.9%的人认为“村干部说的跟媒体上说的不一样”。在对政策传播评价的开放题回答中，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在政策实施时对政策的曲解或实施不力，直接影响到农村对政策的信赖和采用。 　　在组织传播链条的最后一环，就是对以村干部为主的直接针对村民的组织传播，对于涉农政策宣传来说，这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地农民对组织传播的评价中，总体而言是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比如分别有49.6%和43.2%的人认为“宣传及时”、“通俗易懂”； 　　而在负面评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