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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貌似优雅姿态逃离现实 　　贾樟柯的新作《二十四城记》，展现了一个国营大厂从成都市中心迁走的故事，420厂（成发集团）原是一个军工厂，1958年三线建设时由东北迁到成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转为民用，在影片表现的时间中，厂区的地皮被华润集团收购，开发名为“二十四城”的房地产项目，而厂子则被搬迁到郊外的新址。影片通过对一些工人的采访和故事编排，表现了这个3万多人的大厂50年的风风雨雨，以及独特的工厂文化。 　　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混合，或者说现实与想象的交织，影片开头采访了两位老工人，通过他们回顾了这个厂的历史以及他们的个人命运，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与奉献，迁到成都后对东北老家的怀念，转产后的窘迫，下岗后的艰难，在他们的表情与言谈中都有较为深刻与细致的表现。在这些现实的部分之外，影片还让吕丽萍、陈建斌、陈冲、赵涛出演，以工人或工人子弟的身份讲述厂子的故事，这部分采用的仍是“采访”与“讲述”的形式，与前面的部分形成了一种呼应，但这些演员的“表演”和故事的“编排”，却又与前面的情节产生了某种疏离，如果说前面的基调是沉痛，那么后面的基调则是“怀旧”。 　　“沉痛”之处在于，一个曾经辉煌的大厂在转产后不断衰落的过程，那斑驳的厂房、陈旧的机器、凌乱的小区，在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光荣和今天命运的黯淡，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老工人被时代与工厂抛弃，只能在被遗忘的边缘生存，看不到未来与希望。影片中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个坚毅但又困窘的老工人何锡昆，他痛心地讲述了厂子的现状，他去看望了自己的师傅，年老的师傅略有些呆滞，但对厂子却有着极大的热情，当年他从东北搬来后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自愿加班加点，尽心尽意地带徒弟等等，而今天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自己和厂子的困境。第二个采访对象是94年下岗的女工侯丽君，她的讲述充满感情，她的母亲从东北搬来后14年没有回去过，年年都想回家过年，但由于路远、路费贵，还要加班、带孩子等客观原因，直到14年后，“母亲”才回到了东北老家，与姥姥抱头痛哭；而讲到自己的下岗，她说起下岗后车间主??请他们在一家酒楼吃饭，她们问主任“这么多年，我迟到过没有？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没有？”主任只能给他们以安慰和难以兑现的承诺，其他姐妹都伤心得吃不下饭，她还强作欢笑地劝她们多吃。在这一部分中，影片的镜头是冷静、克制的，它将工人的诉说与表情、工厂陈旧的建筑、车间内煅烧的画面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厂的衰落及其给工人带来的心灵创伤。 　　从吕丽萍的出现开始，影片的基调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或许是职业演员带来的效果，影片的焦点从事件转向了“人物”，从真实转向了“表演”，虽然这些演员的故事也许不乏“及物”的真实性，但却具有了更多独立的表演价值。吕丽萍饰演一个老工人，她讲述了随工厂从东北搬迁到成都途中丢失了孩子的故事，她现在一个人生活，连打点滴也是一个胳膊扎针，另一只手高举着瓶子，她的口音与表演略嫌生硬；陈建斌演的是成发集团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同时也是这个工厂的子弟，他讲述了在工厂大院里成长的感受，大院与周围的环境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文化与体育设施，与别的地方的孩子打架、谈恋爱，他的讲述幽默而怀旧，不乏成功人士回首往事时的优越；陈冲饰演的是一个“厂花”，她80年代从上海来到成都的这个工厂，被厂里不少男青年追求，但她没有看上一个，一直独身，唯一让她动情的却是一位已经牺牲了的航天员的照片，她一度停薪留职，出去闯世界，但也没有闯出名堂，回来后与工厂的姐妹业余唱歌、唱戏，自娱自乐。在影片中她与姐妹们演唱了越剧《红楼梦》的“葬花”片段，她穿着戏里的服装穿过小区的镜头，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意味。另外谈到她的绰号“小花”，她说起是受电影《小花》的影响，“这部电影是陈冲、唐国强、刘晓庆主演的”，工厂里的人说她像电影中的陈冲，才叫她“小花”，这样一种“互文性”的缠绕，或者说演员与不同剧中角色的身份错位，让影片具有一种冷静的幽默感。 　　随后，影片还插入了对一个电视主持人赵刚的采访，他是工厂大院的子弟，影片展现了他逃离工厂的心路历程，他在上了技校后实习，穿着工作服下厂，最初还有些新鲜感，但继续干下去，却对日复一日的劳动有了一种深刻的绝望，最后想办法逃出了工厂。影片的最后一节，是赵涛饰演的一个“80后”女孩，她也是大院子弟，也逃离了工厂，现在以帮阔太太赴香港购物为生，每件衣服加一千块钱。她是一个“新人类”，经常不回家，经常更换男友，她的父亲在家里借酒浇愁，母亲下岗后到“线杆厂”工作，她有一次回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家里的钥匙，到线杆厂去找母亲，在一排排穿着制服的人群中竟然找不到她，最后看到她在干那么脏、那么重的活，不禁哭了起来。她最大的愿望是在工厂的废墟上，为父母买一套二十四城的房子…… 　　此外，作为一种“花絮”或“补白”，影片还穿插了对一个滑旱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