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外历史街区改造三种方案.docVIP

前门外历史街区改造三种方案 　　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文化保护片区，每一片保护区、每一个文物单位都是古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品质。在整体的名城保护中，需要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详细分类，根据它们的特性因地制宜地确定保护方法和措施，使它们在统一的古都文化氛围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一般包含有四种保护对象：保有历史空间尺度和特征的街区结构，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联的文物建筑，为传统文化内涵提供物证的普通历史建筑群，以及由上述空间及建筑实体共同烘托产生的场所精神。文化多样性在这个层次已经由概念变成了千差万别的实体，每一个保护对象需要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策略，而策略的制定需要依据，依据的来源则是对保护对象价值的判断与取舍。保护目标制定的正确与否，保护对象利用的恰当与否，都取决于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否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将走向失败。2004年9月，消失了47年的永定门得以重建，中轴线因恢复了起点而得以完整再现。2008年8月7日，依据民国时的街道风貌改造后的前门大街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前门大街西侧大栅栏片区的几条胡同进行着局部改造，三个保护、改造的历史文化承载体共同构成了北京前门地区的新风貌。在对上述三个对象的改造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对策，最终呈现在街区中的场所精神自然也就不同，所反映的价值定位值得重新审视。 　　复原性重建――永定门城楼的重建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增加北京外城的防范功能，在城楼外增建瓮城，瓮城墙南面开门洞，与城楼门洞相对应。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被迫退出北京城时，放火焚烧了一些宫殿和城楼。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永定门时增建箭楼，同时将城楼规制提高，使永定门成为外城七门中规格最高、最大的一座城门。1950年，为打通北京环城铁路，将瓮城拆除。（见图1）1957年，为扩充通向永定门外的交通大道，将城楼、箭楼拆除，原本环绕瓮城的护城河被裁弯取直。从此，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消失，不再完整。直到2000年6月1日以王世仁先生为主的著名文物及建筑界专家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写了《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请求以历史文脉的保护为重，恢复中轴线的完整，建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2004年9月，根据瑞典国家博物馆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1拍摄的北京城门与城墙照片以及相关的考察测绘资料、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的考察资料、1937年永定门的城楼实测图、以及基泰工程建筑师事务所在1941至1945年的测绘资料，仿照清乾隆年间的样式，参照正阳门，重新复建了永定门城楼（见图2）。历史、测绘资料的丰富，使得永定门的重建减少了推测的成分；做法、材料、工艺的原汁原味，再现了永定门的风貌。所以，重建的永定门从实体的真实性上讲是“假古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真文化，是北京皇城文化轴线的开端。 　　 　　北京旧城的永定门至前门一线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段，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7.8公里中轴线的起首――永定门，更是如此。中轴线被认为“寄托着国家民族统一，优良文化赓续，社会结构平衡，生活秩序合理种种大同理念，象征着政令贯通，权力集中法统延续等政治理念”，以其蕴含的礼制精神价值成为了北京城的核心景观。永定门是北京外城与中轴线的垂直交叉点，从明代北京前门外的关厢围建城墙、纳入城防以后，它就取代前门（正阳门）而成为了北京城向南开启的正门，既是城门又是中轴线的端点，在中国面南为重的文化中，无论是出于自然因素的考虑，还是从精神层面的需求来看，永定门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从“永定门”的意义赋予中，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体希望“江山永定”，“江山永定”之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富强。中国古代社会被看作是一个“家天下”的文化体，“家”的概念统御天下，家的安定是“万事兴”的前提，所以在首都北京的正门额上把理想“永定”标彰给世人，宣示所有的礼、规、法、制均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可见永定门对于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它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文化意蕴。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评价，永定门和其它城门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它的重建，使得人们对北京城门、城墙的记忆再次成为了部分的真实，观念和现实再次重叠在了一起，北京城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实体性的保存与传承。 　　 　　 　　推断性重建――前门大街的改造 　　从前门箭楼的月亮湾往南至珠市口的路段已在改造之后于2008年8月7日重新开放，新前门商业街改为步行街，为北京城的老商业区扩大了活动空间，增加了活动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著名的商业街在修缮方案之初确定为恢复前门大街民国初年的风貌，理由是“这条明清时期形成的前门大街（见图3）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就被全部焚毁了。老北京人所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