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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发展变化 　　[摘要]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经过了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北方籍官员认为华北河道不可开渠、不可种稻；而江南籍官员则以古今华北个别地方种稻的历史和现实，反驳了华北不宜种稻的言论。到了道光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则比较辩证。桂超万、李鸿章对华北水利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根本原因在于清后期华北气候干旱、水源减少，北京粮食供应不完全依赖东南，国家减少江南赋额漕额等。旱作物可能更适合华北的气候和水源状况。 　　[关键词]元明清　华北水利　畿辅水土　干旱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106―07 　　 　　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学者提倡发展畿辅水利，以就近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缓解对东南的粮食压力。这种思想主张基本没有实现。其中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然条件的因素，同时也有人们对畿辅水土特性认识上的分歧。这种对华北水土特性认识上的分歧、摇摆，左右着国家对华北水利的政策。探讨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对今天应对华北干旱少雨的气候状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畿辅水土不宜发展水利的说法 　　 　　畿辅地区，大致包括今京、津两市，河北省及山西部分地区。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许多自然水系和人工渠道如永定河、滹沱河、漳河、南运河和北运河等及其大小支流淀泊沽汊等，是发展农田水利的先决条件。但是，元明清时期，有些北方籍官员认为河北诸水不宜发展农田水利。大约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左右，朝廷拟议“分立诸路水利官”，胡祗通著文论此事有“六不可”，其中第一、四两条指出：“均为一水也，其性各有不同，有薄田伤稼者，有肥田益苗者，怀州丹、沁二水相去不远。丹水利民，沁水反为害。百余年之桑枣梨柿，茂材巨木，沁水一过，皆浸渍而死，禾稼亦不荣茂，以此言之利与害与?似此一水，不唯不可开，当塞之使复故道以除农害，此水性之当审，不可遽开，一也”。“滏水、漳水、李河等水，河道岸深，不能便得为用，必于水源开凿，不宽百余步，不能容???势，霖雨泛溢，尚且为害，又长数百里，未得灌溉之利，所凿之路，先夺农田数千顷，此四不可也”。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战国时魏国就利用漳河修筑十二渠发展水利，元中统二年(1261年)沁河上修成长670里的广济渠，20余年中每年灌田3000余顷。明清时又利用滏阳河发展水利灌溉。胡祗通既不知漳水十二渠，又不知当世水利。但是他职位较高，其意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明万历十四年，徐贞明准备大兴水利时，“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已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其中有三条是说滹沱河水利不宜发展水利：“二谓堙塞无定，故道难复。三谓深州故道，枉费无成；且水势漂湃，流派难分。四谓挑浚狭浅，难杀水势；且淤沙害田，难资灌溉。”滹沱河流域有水利灌溉。但由于明神宗已经是非难辨，所以他的意见得到采纳。 　　清代同样存在着关于河北水道不宜发展水利、不宜种稻的意见。大约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二年时，云南人程含章就提出天时、地利、土俗、人情、牛种、器具异宜共六条理由，论证北方不可兴办水田。他指出，北方春夏干旱少雨，而这正是水稻的插秧时节，雨热条件与水稻生长季节不同步，制约水稻生产；北方土性浮松，遇夏季暴雨，河水泥沙多，挑浚不便。北方人民生活、生产习惯不同于南方，也不利于水稻种植。北方不具备水稻生产所需要的水牛和农具等。这些看法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然。北方水源丰沛之地种稻不少，如河北的玉田、磁州、丰润，京西，东北，新疆伊犁等地。程含章既然反对北方水利，那么，道光三年朝廷命他署工部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事务”，虽然不能说是所托非人，但是程含章奉命办理直隶水利，只是兴办大工九，没有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除了因为他“寻调仓场侍郎。五年授浙江巡抚”外，恐怕与他反对北方发展农田水利的态度，不无关系。 　　浙江元和人沈联芳，大约于嘉庆六年或其后不久著《邦畿水利集说》：“近代以来，蓟、永、丰、玉、津、霸等处，营成水田，并有成效。使尽因其利而利之，畿南不皆为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其在圣祖、世宗年间，淀池深广，未垦之地甚多，故当日怡贤亲王查办兴利之处居多。乾隆二十八九年闻制府方恪敏时除害与兴利参半。今则惟求除害矣。”从除水害的观点出发，沈联芳对发展畿辅农田水利，提出了四难、四宜和三不宜之说。四难是指：永定河堤坝内流沙淤积，河身成淤地，洼下变高原。东淀日就淤浅，三角淀、叶淀、沙家淀阗积，无可分潴；东淀与南北两运争夺三岔口人海，导致泛涨。乾隆五十九年后，北泊淤平大半，滹沱频决东堤，将淹没新城、冀县。文安居九河下梢，素称水乡，历来筹议河防者，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