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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形象博弈平台 　　2008年2月12日,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理由是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力结束苏丹达尔富尔的暴力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不要把北京奥运政治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说，奥委会是体育机构，不要期望奥委会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 　　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益临近，类似的将北京奥运与政治等话题挂钩的情况越来越多，事实上西方传媒的相关报道也一向在这个问题上表露出政治色彩。 　　如2007年7月23日，美联社刊发长篇“独家报道”，在这篇题为《中国搜集被认为有可能破坏2008奥运会活跃分子的情报》的报道中，对中国在奥运安保方面的努力说三道四，将中国正常的奥运会安保措施罩上政治色彩。①又如，善待传媒，是中国的一个鲜明态度，但在中国严格遵照国际惯例实施具体举措时，一些境外传媒却有意歪曲其用意―――2007年11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纷纷刊登文章称，“北京宣布要把近3万名在2008年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数据输入数据库”，这无疑表明，“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这些媒体指责此举“和中国政府许诺的奥运期间新闻自由背道而驰”。②针对这些情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副总编辑张东霞在一次发言中引用了一个数据：“据学者调查统计，国外英文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关注度最高的主题是中国政治性议题，占全部报道主题的26%，其中包括中国的人权和民族等问题”。德国中国问题专家贝希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许多人想把北京奥运会政治化。”他说，与以往各届奥运会相比，现在之所以传出不少不符合事实的声音，说明有势力希以此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奥运会无疑是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机遇，是主办国向世界展示风采的形象广告，北京奥运会自然也不例外。我国各方面正以此为契机对外传播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树立文化中国的形象。但是，在世界上仍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的今天，并非所有国家都乐意中国如实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真实情形。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在对我国进行报道时往往聚焦存在的问题，有时甚至进行歪曲性报道，这种对舆论的误导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和了解。在此情形下，北京奥运会的信息传播不免要成为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博弈平台，这也给我国各方面提出新的考验。 　　 　　原因剖析：意识形态与新闻思维的产物 　　 　　西方传媒竭力捕捉北京奥运会中的政治性信息，并把负面新闻作为报道的突出内容，归根结底，是其意识形态、新闻思维双重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意识形态导致的误读，这种误读通常受到政治利益、文明意识两方面的影响。 　　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由于添加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内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语境，误读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在国际传播中，由于传播者（记者、编辑）与所反映对象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包括宗教信仰）和经验范围严重缺失，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只能从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出发，因此难免出现曲解，造成误读。……国际传播中更为复杂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造成对他国形象误读。国际传播首先以确认自己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为出发点，对异己东西做判断，以国内的意识形态衡量他国事务，容易形成偏见。尤其是，出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实际需要，或在某些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件，媒介的确也有意识地误传以引导误读。③进入21世纪，西方世界一些国家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中国时，更多突出负面报道，以此扭曲中国的国家形象，完全是其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的体现。尽管在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中，像“赤色中国”这样的词使用频率在减少，但面对中国的发展，各种“中国威胁论”也迅速增加。 　　而且，将奥运会信息传播与政治联系起来，其实并非境外传媒、记者对北京的特别态度，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惯性延续：2006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体育与大众媒介”学术论坛上，有学者通过考察奥运会与国家形象的关系，分析了英文媒体对北京、雅典、悉尼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报道，发现国外媒体在关注奥运会时，讨论最多的主题是政治。 　　另外，西方传媒、记者的新闻价值观也决定了西方主流传媒、尤其是美国传媒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必然以负面报道为主：在西方新闻理念里，负面新闻的价值，远远大于正面新闻。 　　犯罪、暴力、灾难等负面新闻对读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此记者在选取新闻的时候对这类新闻有特殊的偏好。 　　这一新闻思维在美国有其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开始兴起以“揭丑”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社会财富空前高涨，但是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影响，各种矛盾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