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兴衰史.doc

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兴衰史 　　[摘要]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表现为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转型。但在近代历史上，这种转型是很不彻底的，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激烈的较量之中。19世纪晚期以前是身份共同体不断解体的历史，是共同生活不断让位于公共生活的历史。19世纪晚期开始，官僚制组织迅速兴起并逐渐支配了社会与国家，进而导致了共同生活的复辟，使公共生活走向衰落。组织是公共生活衰落的根源，但社会的组织化又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合作制组织，并通过合作制组织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来重建健全的公共生活。 　　[关键词]共同生活　公共生活　官僚制组织　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55―10 　　 　　在2008年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人类社会治理变??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重心。人类社会每一阶段的社会治理总是与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以及结构特征相适应的。在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时，显然是需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性质以及结构特征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有价值的变革。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一种领域分化的过程中，那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由于这种分化，农业社会的共同生活也被公共生活所取代了。但是，公共生活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与共同生活的不断较量中得以发展的。直到19世纪晚期，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处在身份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在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双重洗礼之下，共同生活不断地让位于公共生活。但是，20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的官僚组织化，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以及对社会的步步侵入。以官僚制组织为依托，政治生活中又呈现出共同生活复辟的迹象。这些新兴的官僚共同体不仅彼此隔绝、互相排斥，而且在其内部强化了层级原则，公然抗拒公共生活对所有人开放的原则，从而成为一种自我封闭的共同生活方式。随着官僚支配的确立，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转型的进程中断了，甚至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公共生活中的公共利益受到了官僚制组织的篡改，从而使政治生活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共同生活的复辟在政治实践中的典型表现是集团政治，而流行一时的法团主义则是它的理论宣言。进入20世纪后期，由于官僚支配的加深，学者们发现公共生活出现了某种衰落。为了重振公共生活，学者们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了努力：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试图通过个人替换官僚制组织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方式来复制中世纪后期以来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转型的历史：名为社群主义的学者们则试图通过建立政治社群并使之与官僚共同体展开竞争的方式来削弱官僚制组织的影响力，以为只要建构起这种多元竞争的格局，就可以为政治生活带来公共性。但是，在官僚支配之下，这两种方案反而都加深了社会的碎片化，并使共同生活得以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席卷社会。今天，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要重建一种健全的公共生活，要使公共利益能够得到真正实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官僚支配的问题，而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正是一项否定官僚支配的方案，如果用合作制组织替代官僚制组织的话，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官僚制组织支配社会和国家的局面。 　　 　　一、以个人为基础的公共生活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应当看作是身份共同体不断解体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以身份共同体为依托的共同生活不断衰败的过程。而共同生活的衰落也就是以个人为依托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的“个人”是指在中世纪城市中出现的市民，市民走出了原有的共同生活圈子，摆脱了原有身份共同体的束缚，并首先在城市，进而在整个国家的主权疆界之内，建设了一个容纳所有市民的社会。在这里。绝对国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市民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身份共同体，但只有绝对国家才能阻止市民自身再结成一个个的身份共同体，进而拆除所有身份共同体间的界碑，事实上，绝对国家将它的全部臣民都放置到了以其主权疆界为限的统一社会中。此后，由于搬除了身份共同体这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个人得以发现了自我，并与作为自我的其他个人开展自由的交往。由于这种交往中包含着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且这种交往是由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所以，也就不同于人们不得不处于其中的共同生活了，而是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个人的直接动机驱使下，通过个人间的交往而形成私人生活的领域；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私人生活的健全和不受侵害，又建构起了公共生活的体系。当然，在绝对国家中，除了君主，所有人都只是臣民，所以，公共生活虽然是在绝对国家中发生的，但还不是一种现实的形态，至多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随着绝对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公共生活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