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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酒文化历史与邛窑酒具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讲的是西汉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间悲欢离合的一段爱情故事。 　　这一流传千古的佳话，广为人知。但是，故事发生地临邛，自古是酒乡，西蜀酒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就不是人所共知的了。 　　“蜀中自古多美酒”。至少在3000多年前，蜀人就能造酒了。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和成都市十二桥古蜀文化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四川各地出土的战国青铜壶、汉代画像砖等古代工艺品上的图像画面，给我们再现了一幅幅古代蜀人酿酒、沽酒、豪饮、欢宴的情景。汉魏时期成都酿酒的方法在《齐民要术》中就有了具体的记载。西汉时期用粮食蒸熟、发酵糖化而酿成的“临邛酒”早已闻名遐迩，有史料为证。 　　2003年4月至6月和2004年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分别对地处绵竹市棋盘街传统酿酒街坊区的“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考古勘探发掘，清理出土一大批和白酒酿造工艺有关的遗迹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实物，其中，包括东晋时期的酒具――青瓷盘口壶和铭文为“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在2005年年初举行的“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继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全国发现的又一处大型酒坊遗址，而且独具特色，其生产规模之大，工艺要素之完善，保存之完整在全国十分罕见。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兴奋地表示，这个酒坊从距今1500多年前的南齐时期开始历代延承，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一个酒坊能在同一地点一脉相承，这在全国独一无二。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唐宋以前，随着酿酒生产的不断发展，西蜀酒文化的发展也是延续不断的，至于到了唐宋时期，文人骚客以酒为题，吟之唱之，留下众多佳作，更是说明蜀地酒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张籍感慨“万里桥边多酒家”；杜甫诗赞“蜀酒浓无敌”，给后人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蜀地酒文化发达的场景。 　　了解了以上历史，今天，我们对宜宾“五粮液”、绵竹“剑南春”、成都“水井坊”、遂宁“沱牌曲酒”、泸州“特曲”和“郎酒”等四川精美???酿名传四方，畅销海内外，就会感到是理所当然的。 　　适应酒文化发展的需要，四川以邛窑为代表的瓷器产品中各式各样与酒有关的陶瓷器皿应运而生，有专门用于酿造的，有专门用于储藏的，有专门用于运输的，有专门用于灌装的，有专门用于饮用的，有专门用于计量的。造型样式之丰富，工艺设计之巧妙，真是叹为观止。 　　 　　用于酒的酿造和贮藏的器物，主要是大缸、大罐。用于运输的全是各种规格的酒罐，根据大小的不同，有双系罐、四系罐、六系罐之分，桥形系或条形系两两对称，系的设置显然是方便用绳索系牢搬运。罐口以盘口和唇口为多，即使是敞口，口沿也是外斜或外折的，罐口的如此设计显然是方便封口以免洒漏和走了酒气。四系罐和六系罐，容量较大，安上四个系或六个系，是便于系上绳索，挑抬搬动，远途运输。笔者见到的最大的一件唐代邛窑褐彩花卉纹六耳大罐，腹围达143厘米，高达48.5厘米。成都一位收藏家收藏的一件唐代邛窑褐色彩绘四耳大罐，高45厘米，最大腹径32 厘米，胎硬质坚，釉色均匀，胎釉结合紧密，尤为独特的是这件大罐有内外两重盖子，显然这也是为了防止洒漏和走酒气。 　　在众多的酒罐中，有一种四系酒罐亦称背壶尤为独特：它的器身极似元代的梅瓶（实际上，梅瓶就是由酒瓶演化派生出来的），大小也差不多，在长达9厘米左右的瓶颈上，有数圈犹如螺丝般的弦纹，顶部直口既厚又粗，好像在一段螺纹钢管的口部上安上了一个圆形螺帽似的。罐身的肩部和腹部的两侧，各有一对条形系，肩部上的一对条形系顶部向上，腹部上的一对条形系顶部向外。总之，颈部、口部和条形系的非凡设计既有利于器口的密封，又有利于拴绳索和提携搬动。这种酒具的整体造型奇特、巧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妇人的丰盈身材，幽默之感油然而生。还有一种锥体形小酒罐，腹部呈圆锥形，小圆形平底足，棱形翻唇圆口。此种器物，胎质粗，釉色不美，经笔者考证：其奇特的器型构造便于使用者用绳索将其固定在腰间，以供随时饮酒之用，应是当时“劳力”者随身携带于腰间的酒具。 　　邛窑生产的用于灌装酒水的器物种类繁多，例如，就有七种之多，不仅造型各异，而且色彩装饰也富有变化。特别有意思的是一种瓢，晃眼看，似乎是烧变形的花瓣碗，五个花瓣，其中一个花瓣两侧相互内靠呈半喇叭口状，瓢中的酒水通过半个喇叭状的口部灌装进另一个容器中，就不容易泄漏了。 　　邛窑酒具中，除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执壶（注子）和小酒罐（瓶）外，还有一类器物最有特色，那就是提梁罐和提梁杯，仍然是造型丰富，色彩斑斓。两者只是大小的不同，提梁罐用于罐装，提梁杯既可用于罐装，又可当作酒杯用，而且都具有计量的功能。想来，在当时的酒馆里，普遍用这种提梁罐和提梁杯计量售酒。自古以来，好酒都是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