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应用与实践探析.docVIP

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应用与实践探析 　　在“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新教材、媒介、晚会、层出不穷的演唱专辑等接踵而来,各种“新编声乐教材”不断应用,无数标有“艺术歌曲”字样的新作品以迅猛之势抢占声乐课堂。毋庸置疑,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极大地丰富了声乐教学的需求,但同时在教学实践中也凸现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在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为例,对教学与实践等一些问题加以阐述。 　　“艺术歌曲”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是浪漫派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一种歌曲体裁。自“五四”以后传入我国。上世纪20年代,萧友梅、黄自、赵元任、青主等人的作品开创了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的篇章。“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既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又注意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的特点,这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开拓者们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1]。接下来的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同样出现了一批不朽的艺术歌曲名作。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黄自的《玫瑰三愿》、《花非花》,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陆华柏的《故乡》,夏之秋的《思乡曲》,丁善得的《爱人送我向日葵》等一大批中国艺术歌曲在一代代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以来的中国艺术歌曲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概念,佳作叠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雅俗共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有:施光南、郑秋枫、施万春、尚德义、陆再易、秦咏诚、谷建芬等,而他们的作品《多情的土地》、《我爱你,中国》、《送上我心头的思恋》、《祖国永在我心中》、《祖国慈祥的母亲》、《我和我的祖国》、《那就是我》等,至今仍然是高等艺术院校的骨干教学曲目。上世纪90年代及2000年以来的艺术歌曲创作是建国以来的一个繁荣时期。各类“艺术歌曲”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任何事物多具有两面性,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大好形势”,我们应该结合艺??歌曲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总体评判,加以冷静的思考,认真分析。我们暂且可把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艺术歌曲”划分为“主流艺术歌曲”及“疑似艺术歌曲”。“主流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为:它是在原有艺术歌曲创作的基础上,随时代的变迁而有适度的发展。其歌词的文学性、旋律的高雅性、创作技法的考究性及钢伴的精美性等艺术特质不变。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有陆再易的《我爱这土地》、刘聪的《故园恋》等。而“疑似艺术歌曲”其歌词的文学性、创作技法的考究性及钢伴的精美性都不强,且大都具有“晚会式”的气概,宏伟、壮丽,篇幅过长,无限反复,往往会在歌曲结束部突兀显现高音。抒情、流行是“疑似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笔者认为应该把高雅性与艺术性、可听性与可唱性能够融为一体的“主流艺术歌曲”都运用于声乐教学之中。 　　中国艺术歌曲在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中历来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各个时期的声乐教学与实践中,我们从没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在新时期高等艺术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主流艺术歌曲”的教学,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思考呢?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是教学内容得以传授、实现的途径,因此教学的前提是选材一定要准确。教材使用得当,不但能促进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还能使学生的演唱能力、实践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在一定层面上,选材准确与否是体现教学理念的关键。面对新时期繁花似锦的“艺术歌曲”,教师对“艺术歌曲”的选择应该持认真研究的态度。作为教学,应该选取经过实践检验,具有可唱性、可听性即雅俗共赏的主流艺术歌曲。在教学中对主流艺术歌曲的解读,应该包含作者简介、歌曲创作背景、歌曲的艺术风格及演唱风格等诸多内容。 　　选择有针对性的“主流艺术歌曲”进行因材施教。有一种现象常年困扰着我们,对某一首具有可唱性、可听性的艺术歌曲,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往往会成为师生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乎,短时间内会出现“同唱、同考一首歌”的现象。教师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教学曲目,更不能不假思索地人人“同唱一首歌”。应该要根据学生的条件(声音形象)有针对性的来选择适度的作品。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曾说过:“在教学上要防止不必要的强制,一定要真正按照学生的条件帮助学生去唱,帮助学生进行艺术创造。”[2]教师要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们的问题。要替学生在声音运用、理解作品、音乐处理等细节上严格把关。让学生唱得舒服并表现自如,就达到了教学目的。因为最终是他上台演唱,我们不能让其受罪。 　　在声乐教学中,除了对歌曲的具体解读外,教师的示范行为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声乐教师应具有较强的“主流艺术歌曲”演唱能力。“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即教师可把自己演唱的感受传达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