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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战略中出版定位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英明决策，是文化强国的伟大战略措施，是新文化建设的改革大进军。在这场世纪性的国家宏大文化叙事中，作为文化建设排头兵的出版单位，应该有哪些认识？有什么举措？在举国上下大学习、大动员、大作为的时代潮流中，出版社应该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出版文化质的飞跃？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面前的时代课题，谁也不能避而不答，谁都不能交白卷。 　　 　　新文化战略视野中的出版悖论 　　长久以来，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几代中国文化人，身受西方语境浸染，基本上接受了“以夷为师”的认识论制约和前置性心理暗示，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哲学思维解构中华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用西学概念谱系置换掉了中华传统知识话语体系，以至我们不少人陷于学术失语和范式迷失而浑然不知。在这种文化大时空背景下来分析出版的文化错位的悖论，才有可能切中肯綮。 　　出版界的最大悖论，在于文化核心价值与文化经济诉求的内在冲突。悖论是逻辑学术语。逻辑学把两种同时可以证明的矛盾命题称之为悖论。悖论的特征就是对立的双方，似乎各自成立，各自有理。悖论并不等于谬论。悖论随处可见。比如说出版社应该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放在第一位，这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也是题中之意，因为牵涉到每一个出版中人的切身利益，更是马虎不得，闪失不得。孤立来看，都有道理。然而把它们视为水火不容，扬此抑彼，舍此求彼，就有违辩证思维了。 　　现实中我们不少人就存在这种思维缺失。他们认为文化是虚的，经济是实的，员工的福利追求是硬的，获奖书、精品书是摆着看，是填不饱肚子的。社长的任期目标有限，每一年的考核指标，利润增长是第一位的。说得学术化一点，文化要长期积累，非一人一任之可为、可达，而任职业绩考量是短期的，当下的，刚性的。这样就把出版人（尤其是社长）置于一种认识模糊和身份焦虑之中。获不获奖，原因复杂，可以理解，可以宽容，可以慢慢争取，而发不发得出工资、奖金，那可是天大的事。 　　这种现实???论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可以归因于西方工具理性思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超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浮躁，市场经济神话的GDP崇拜等。这种悖论带来的常见现象，是不少出版社在开发市场与建构精品文化之间走钢丝，提心吊胆，两头闪失。或者是市场码洋上去了，“文字赤字”却放大了。出版文化单位的文化稀释折射出出版社反常的逻辑吊诡：重用一些非学术骨干的“市场能人”来执掌出版文化重任，结果学术文化的淡解就在所难免了，这就导致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战略重担与出版文化能力的严重不相称。这种出版悖论的深层文化消极心理积淀，还有可能会对发展繁荣文化形成某种误读，出现某种不良倾向：口号化/政绩化，速成化/粗鄙化，泡沫化/空壳化。而这些，才是最大的文化伤害和出版危机。 　　 　　出版的文化自责与自救 　　值此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宽度，审视反思以往30多年的出版文化工作，对发展模式、发展思路、发展成果作出清醒、理性的科学评判，理清今后和未来的发展，应该与过去30年有何不同，应该如何更新、创新。联系出版实际来说，应该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文化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做一些厘清、评判、“祛魅”的工作。任何时候，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应该围绕这样三个“永恒之问”责问自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种文化自责其实也是文化自觉的启蒙：弄清自我，点亮自我，呼唤他者，友善他者，“执子之手，以子偕行”。 　　这样的文化自责，每一家出版社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借此机会盘查自己的文化家底，从文化时空容量、人类智慧含量去检点区分迄今为止的选题库和本版书目，有多少是朝阳新生？有多少是夕阳老去？有多少是骄阳正中天？每一个出版中人，也都应该自省本身的智力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吐故纳新，排污拔毒，培根固本。作为一个社长，更应带领一班人，对建社方略，治社目标，考评方式，奖罚体制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是清理基础，蓄势待发的前期工程。接下来，应该更进一步，画一张本社的出版文化地图，建构自身的学术文化坐标系，明晰今后的文化目标价值取向。这就涉及一个“三摆脱”“三回归”问题：摆脱行政色彩浓、学术氛围淡，市场码洋硬、精品文化软，短期目标强、长期积累弱，进而使出版社真正实现回归文化，回归学术，回归精品，或者换一种表述：实现行政管理回归服务监督，绩效评估回归文化质检，岗位考量回归学术加权。 　　有自责，才谈得到自觉，有摆脱和回归，才会有自救和超越。这种自责、自觉和自救，不是我们凭空杜撰出来，而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决定，由出版改革的大趋势要求的。 　　众所周知，从文化思想层面来审视，近70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第一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