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在城市里外来工“新生代”.docVIP

栖息在城市里外来工“新生代” 　　他们不再节俭，每月将工资花光；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无条件忍受艰苦；他们不再愿回农村；他们已经成为外来工的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分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惠春汉，曾经描述了这些外来工“新生代”的特征。他们已经和第一代外来工――他们的父兄一辈不一样了。 　　外来工的第二代，指的是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他们尚未进入就业年龄。而“新生代”身上兼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若干特点，却不完全一样，所以处在一种“一又二分之一的一代”断层中。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总数为9千多万人，25岁以下所占的比例是4 5％。研究者们都对这几个数字表示怀疑。惠春汉估计，全国范围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s亿，其中新生代外来工为1．2亿。 　　他们的父兄，大多数已经回乡，因为年龄大了，不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苛刻要求。留下的只是事业较为成功，成为个体户小老板等的很少一部分。 　　突然之间，“新生代”已经成为外来工中的主流。 　　 　　没有挨过饿的一代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顾众骏博士对新生代外来工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挨过饿!”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新生代”出生前后。此后中国农村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除了少数边远山区，温饱不再是个问题。这决定了新生代的成长经历中少了很多恐惧，包括饥饿――很多中国农民数千年都如影随形的恐惧。 　　顾众骏长期走访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各个工厂。他i兑，从外观上，能够一眼看出“新生代”和第一代的区别：“70年代以前出生的工人已经非常老气。人显得很老，穿着方面很朴素，非常节俭；年轻一代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区别。只有当开口的时候，他们会有点怯生生、焦躁和不安，才和城里人有些不一样。” 　　1997年顾众骏刚到上海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各个邮局门口都是长龙，那是外来工在给家里寄钱。而现在，这样的长龙已经基本消失。顾众骏在调查中经常会问“新生代”，给家里寄钱吗?结论是：女孩可能还会几个月寄一点，男孩大都不寄钱。 　　不到十年，上海每个双休日出现在邮局门外的这一道风景线基本消失了。顾众骏认为这一点和饥饿有关。第一代外来工省吃俭用，“他们每个月必须寄钱回家。因为弟弟读书的钱，家里吃饭、买种子、农药和交农业税的钱都是他们寄回去的。现在的外来工已经没有这样的压力了。”顾众骏说。 　　对于第一代外来工，进城的工作虽然很累，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累的，因为能够忍受，所以他们也认了。而今天，对于太脏太累太危险的工作，外来工不再像第一代那样能够无条件地全盘接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分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惠春汉，曾在2000年在杭州、深圳和温州进行过一次对“新生代”的调查，共发出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5份。其调查报告发表在2006年的《上海社科学刊》上。惠春汉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新生代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很多老板都抱怨：现在的工人难管理，动不动就跳槽。而且新生代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 　　所谓的吃苦能力差，是由于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而且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缓慢，但却很现实地在提升。 　　惠春汉认为，2005年被媒体炒得很热的“民工荒”问题，就与这种被缓慢提升的“底线”有极大的关系。 　　“其实，第一代外来工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以后的农民工都会是这样，有更多的要求，人力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惠春汉总结道。 　　 　　争取成为城市“新生代” 　　 　　香港中文大学的―位长期从事针对赴港打工者研究的博士对于对记者说，他和新生代打交道时，最尴尬的一次，是一位打工妹给他发了彩信，博士的手机款式很旧，无法接收。于是他注意观察了外来工的手机，发现普及率超过70％，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彩屏和弦。 　　“虽然他们的手机大都牌子比较差，以一千多块钱的为主，不过比我这个绝对是强得多。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手机很容易厌倦，更新起来肯定要超过你和我!”博士笑谈说。 　　1O月27日，在上海浦东新区，记者参加一次为外来工普及交通法规而举行的文艺演出，亲眼看到很多外来工在观看演出时，频频拿出手机拍照。 　　“其实外来工大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交际范围并不是很大，按理说，他们几乎没有必要使用手机。而事实上，他们差不多是人手一个。”顾众骏对这一点也颇有了解，他曾经作过一项比较，发现外来工“新生代”中手机的普及率，和大学校园中的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博士还发现，在外来工聚集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