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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昌 以飞行员要求治好患者 　　如今，中青年专家团队已经成为空军总医院医疗实力的“倍增器”，奏响了医院发展的最强音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院科技创新工作转型提速发展？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尽快改变学科人才‘原高峰少’的现状；就是要加快年轻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空军总医院院长王建昌掷地有声。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院科技创新工作转型提速发展？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尽快改变学科人才‘原高峰少’的现状；就是要加快年轻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空军总医院院长王建昌掷地有声。 　　无论从外貌体态还是实际年龄，王建昌离“老”这个字还有段距离，然而，对于空军总医院来说，他确实是一名院龄较长的“老人”了，大学毕业至今，从见习医生到医院院长，他已经在这所医院里度过了29个春秋。 　　1983年，王建昌作为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的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到空军总医院报到； 　　1992年，他的硕士研究生研究课题“血小板与冠心病”在（日本）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术大会荣获“国际青年Oka”大奖； 　　2002年，他主动申请临时免去副主任职务，远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访问学者； 　　2011年7月4日，王建昌升任空军总医院院长。 　　他刚到医院就成为各科室争抢的“香饽饽”；工作后不久就为空军总医院干部病房拿到了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飞行人员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干预研究；率先在全院推行“按国际标准规范化治疗”；直到现在，作为课题负责人与首席科学家，承担了一项全军后勤科研“十二五”重大项目……王建昌指着新施工规划图和电脑里的PPT向记者讲解他正在着手的医院改造计划――从硬件到软件，从宏观到微观，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很有些“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气势。 　　 　　不寻常的“专家”之路 　　王建昌毕业的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于1960年在第四军医大学组建，始称航空医学系，1963年更名为空军医学系，1999年更名为航空航天医学系。这个系是国内高校唯一的航空航天医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授权学科和博士后培养点。 　　临近毕业时，学校领导就曾找王建昌谈话，问他是否愿意留校任教。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这个令许多同学艳羡的机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需所求，那是儿时就种下的梦想――当一名好医生，而且能在专业上深入钻研。 　　王建昌的童年是在外公家度过的。外公当时是临近几个村子有名的中医，王建昌耳濡目染，打小就定下了当医生的梦想。 　　王建昌到空军总医院工作后，医院安排与他同批进入该院的毕业生到各科室跟着医生轮转，结束后才能确定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科室。王建昌到的第一个科室是消化科，刚刚上岗的他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例。一名误食了500毫升“敌敌畏”毒药的患者情况危急，若不马上施救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医院以前从没诊治过这么严重的病例，大家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建昌主动请缨，提出以“阿托品化维护气道通畅心、肺功能支持”的综合救治方案，不到10个小时就为该患者注射900mg阿托品。那时医院的阿托品每支只有0.5mg，王建昌找来科里几位护士一支支打开装注射液的小瓶子。在一名年轻医生有条不紊地指挥下，病人从死神的手里被抢救了回来，王建昌紧绷的脸庞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当时的老主任张康给予王建昌高度评价，并向医院申请提前给他处方权，得到了医院的认可。 　　轮转科室的流程还没结束时，王建昌已经成了医院里的“香饽饽”，凡是他待过的科室都抢着要他。其中，医院当时一位颇负名望的老专家看重王建昌的胆大心细，主动拿给他一本全英文的专业著作《希氏内科学》，让他每周翻译一段。老专家每周会就他的翻译详细讲解，一字一句的教他。 　　在科室轮转还没结束时，当时负责干部病房的潘天鹏副院长找到王建昌，“通知”他提前定科，以后就去干部病房上班。 　　工作初期，王建昌也曾迷惘过。在干部病房上班，工作内容繁杂，离他一心想成为“某一领域专家”的梦想似乎离得很远。有些偏执的他不允许自己在将要抓住梦想时，看它从指缝溜走，于是，他开始留心怎么能在干部病房的工作里整合出一条通往“专家”的研究道路。 　　空军总医院主要担负驻京空军部队官兵医疗保障任务以及飞行人员医学选拔、疾病矫治、健康鉴定、新机改装体检和航天员选拔任务。而飞行人员与住院干部都面临一类疾病的威胁――心血管疾病，王建昌从临床医疗和学术研究中抽丝剥茧，确定了心脑血管病的专业研究方向。 　　1990年，王建昌决定回第四军医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他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了课程学习，并通过了全部考试。想提前毕业的他在第二学年完成了论文并就向学校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学校拒绝了他的申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