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观看女英雄与花木兰当代形象.docVIP

被观看女英雄与花木兰当代形象 　　“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和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1]形象建构的过程,是叙述主体、话语环境、社会表意机制相互抵牾推动的集体工程。也就是说,不同的叙述焦点所构建的不同的话语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特定时期意识生产的组成部分。以此为眼光,我们看到,每当力图以女性为叙述焦点,并且将女性形象视作一种特定的表意范畴时,“木兰从军”的故事总能比其他故事更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叙述和重构的原型。在这里,“性别”的要素被镶嵌入各异的符号体系之中,而一系列形象的重构,又和给定的文化想象密不可分。 　　但是,本文想追问的是,当木兰故事的意义空间在当代社会得到认可,被“合理地”以各种表现方式反复抛光涂抹时,我们是否能够借此一窥隐藏在这一悉心构筑的性别话语背后的焦虑与期待?而木兰故事本身的意义结构又是如何推进或是制约着人们掂量性别、定位个体、遥想家国?当性别被当作是最具释放性的叙述口径,自以为缝合了个体与国家,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间裂缝时,我们却在这样一系列“女英雄”的故事中,看到了性别被中介化、工具化后的尴尬不安与重重危机。 　　 　　一 　　 　　花木兰的形象史,在各种文体的共同书写之下,历时漫长,并且早已牢牢地生长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之中。北朝民歌《木兰诗》是这一形象的起点。数百字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乡的过程一气呵成,充满了传奇和荡气回肠的气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他描写战争的诗歌,《木兰诗》中对战争过程的省略是相当明显的。十年从戎的死里逃生、血雨腥风,浓缩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30个字中。而木兰从军前后,跨越身份与性别的非凡行为才是整个故事的传奇性之所在。正如《木兰诗》结尾处用“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来为全诗奠定意义,此处,展示成功的“越界”和“扮演”才是讲述这一征战故事的意义之所在。因此,残酷???战争像模糊的幕布一样摇晃在我们意识地平线的深处,它在为“代父从军”和“女扮男装”这两个支配性行动奠定了合理性的基础之后,就对故事的意义起不了任何推动作用了。而“代父从军”和“男扮女装”之所以不会触犯当时社会意识环境中的性别等级秩序,原因在于它服从了另一重更具压迫性和覆盖力的价值秩序,那就是“忠”与“孝”。 　　和通常表现女性的文本一样,木兰的女性特质必须要在和家庭的联系中表现出来。因此,木兰从军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越界”的故事,更是一个“回归”的故事。在毫不旁逸斜出的“离家―归家”的情节线索中,木兰以生命和年华为代价换来的“壮士”身份,在回家以后隐退得彻彻底底。也就是说,木兰从军这一故事的价值,不在于她的建功立业,不在于她的勇武奉献,而在于木兰在成功越界后仍然对于性别归属的认同和服从。《木兰诗》中的传奇性同样也牢固地建筑在这一认同基础上。于是,在木兰这个英勇的“女英雄”身上,不是以一种性别特质覆盖另一种性别特质,而是通过这一性别越界和回归的故事,将女性身份暗含的精神品质补充进男性身份所具备的能力之中,从而把“忠”与“孝”的神话推到了极致。 　　有了这一支撑,木兰的故事一经讲出,便成为一个内涵强大、易于扩展的典故,与中国古典诗词的书写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典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点,文言本身就是一种富于典故的语言。“木兰从军”一词进入到古代汉语之中,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表述的利器和修辞的手段,而且从更重要的方面来讲,“在艺术家手中,它可以使情感、想象和回忆熔合在一起,使古代和现代衔接起来,将现实引入历史、神话、诗歌等丰富的源流之中,……为语言提供了想象的源泉”[2]。木兰从军的典故,在古典中国漫长的诗歌历史中铺展开来,被用来符号性地展示诗人一时间的感念与想象。然而,从功能上,也就是以组织诗歌情绪的能力而言,与其他的典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并且,这个故事在长时间的被书写的过程之中,本身未被添注任何新的内涵,个中的价值落脚点略有差别,或是赞赏“女郎”英勇,或是感慨巾帼气节,但是依旧不能逃脱被想象性征用的符号命运。 　　木兰形象周围所凝结的集体无意识在各个时代的关头交替释放。当历史迈进“现代”的门槛,“花木兰”这一原型以其特殊的性别形象,又开始构筑新一轮的话语空间。上世纪20年代,在妇女和人被重新命名和定义的思想背景下,梅兰芳改编的京剧《木兰从军》表现的是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要求妇女抗争求解放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周贻白改编的话剧《花木兰》则又将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主义思想注入木兰的故事之中。解放战争初期,林岩改编的《花木兰》面对战争,强调自我保卫奋身抗敌。抗美援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