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新动向对宋代影响.docVIP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新动向对宋代影响 　　 [摘 要]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键词]《元和曲台新礼》 《中兴礼书》 职业化 案牍化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02-06 　　 　　一、引言 　　 　　《元和曲台新礼》（或云《曲台礼》，或称《曲台新礼》，以下简称《曲台礼》）与《续曲台礼》都是得到国家认可的礼书，皆王彦威所编，前者于元和十三年编就，[1] （P6775） 后者在长庆中（821－824年）“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集成，① 今已不存，尚有片段散见于唐宋文献。业师姜伯勤先生对其编撰特点有深入研究，指出这两部书“本来就是元和年间礼仪制度新旧交替的写照”。[2] （P452） 　　南宋太常主簿叶宗鲁《中兴礼书续编序》曰：“元和郅隆，礼官所续《曲台新礼》，自长庆以后莫不次第编录，是以朝仪国范，粲然复振。然则圣明继述，上以挥一代之典章，下以垂万世之法式，载之简策，倘或未备……臣列属礼官……谨用采摭，续成八十卷。”[3]（P473） 这表明，叶宗鲁认为自己续《中兴礼书》是效法元和礼官续《曲台新礼》，把宋代的《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看成唐代的《曲台新礼》（即王彦威《曲台礼》）、《续曲台礼》。 　　为什么南宋编修国家礼书之人不效法对宋代影响甚巨的《大唐开元礼》，也不效法奠定一代规制的《开宝通礼》，甚至连《太常因革礼》和较近的《政和五礼新仪》也不提及，而要效法中唐的《曲台礼》？为探究这些问题，我们将先考察王彦威其人以及《曲台礼》的编撰特点，再探究其对两宋礼书编撰，特别是对《中兴礼书》和《续中兴礼书》编撰的影响，希望借此凸显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 　　 　　二、唐代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对宋代的影响 　　 　　唐代所编国家礼书，遍载五礼的主要有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礼阁新仪》、《曲台礼》、《续曲台礼》。 　　王彦威《曲新礼》和之前的国家礼书相比，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编撰者身份不同。 　　修纂贞观礼的有长孙无忌（《旧唐书》卷65有传）、李百药（《旧唐书》卷72有传）、颜师古（《旧唐书》卷73有传）、令狐德?（《旧唐书》卷73有传）、孔颖达（《旧唐书》卷73有传）、于志宁（《旧唐书》卷78有传），尤其是孔颖达，起的作用更大。[4] （P167） 这几人都是当时的高官显宦，出自世家大族，乃饱学之士。 　　和贞观礼情况类似，显庆礼的修纂者也同样是高官显宦、出身世家大族者、饱学之士的组合。据《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参与显庆礼编撰的有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旧唐书》卷70有传）、中书令李义府（《旧唐书》卷82有传）、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旧唐书》卷81有传）、黄门侍郎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旧唐书》卷82有传）、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材、太常博士孙自觉、太常博士贺纪等。[5] （P670） 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许敬宗和李义府，《通典》卷41《礼序》称“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取舍，多依违希旨”，许敬宗、李义府、史道玄是武则天重用之人，其他则或是高官显宦，或出自世家大族，或为饱学之士。 　　至唐玄宗时修《大唐开元礼》，仍然是高官和儒学大家主持。该书的编撰由萧嵩领衔，实际主事者乃王仲丘，萧嵩时为集贤院学士，出自世家大族兰陵萧氏，《旧唐书》卷99有传；王仲丘时为起居舍人，其祖在高宗时有名当世，他本人也是当时的儒学大家，《新唐书》卷200有传。可见安史之乱前参加国家礼书编撰是一种崇高身份的象征。 　　安史之乱以后，据《唐会要》卷36、《旧唐书》卷13，贞元十七年（801年）太常卿韦渠牟编《贞元新集开元后礼》；元和十一年（816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以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30卷。韦渠牟，《旧唐书》卷135有传；韦公肃，《新唐书》卷200有传。二人皆出自高门大族京兆杜陵韦氏。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以后两部礼书的编撰者虽然出自世家大族，官职仍然不低，但是和前面礼书的编撰者相比，已经有所下降，而且韦渠牟当时是太常卿，本就主持和国家礼仪有关的事务，韦公肃时为“秘书郎修撰”，职在修书。这说明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礼书的编撰者开始有了职业化的倾向。 　　而王彦威编撰《曲台礼》和《续曲台礼》则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正式形成。王彦威，《旧唐书》卷157有传。刘禹锡曾为王彦威之父王?撰神道碑，载王?十代祖乃苻秦王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