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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科举义约现象 　　[摘要]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关键词]科举　义约　文社　科举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53-03 　　 　　在有关宋代科举的史料中，经常出现“义约”一词，如： 　　岁戊午，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早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是约义矣。(《新昌义约序》)礼宾周制，续食汉法，士未尝为舂粮之谋。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荐名春官，至有贫不能行者，亦有屡上而索其家者，远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余千里，岁当大比，相与裒金，俟同盟荐送之多寡，均以给费。(《楚泮荣登义约序》)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所谓“义约”指的是士子们为了支助贫寒之人应试而结成具有经济互助性质的盟约。因为举子赴京应试需要一定的盘缠，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部分贫困士子，特别又是路途遥远之人来说，自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甚至有人因此而“贫不能行”。为了消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每当省试之年，在民间自发地出现了扶助贫寒士子的义约，结约的目的即是为参加省试的士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据现有资料可知，义约最初产生于南宋，为理学家谢谔在江西所创。《衡州府图经志》云“贡士有义约，自良斋先生谢谬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遥，士人之预计偕尤艰于聚粮。绍熙年中，邦人廖谦乃取清江之成约行之，进士徐经实其事。自是累举不废，愿与约者益众，士之贫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阳、常宁各县有之。”按，谢谔，字昌国，号艮斋，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廖谦，字益仲，衡阳人，曾为吉水县尉。大概是廖谦在江西任职时，认为此法甚好，便在湖南加以实践。这种类似聚粮之法，为贫困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了经济保障，故能在茶陵、安仁、耒阳、常宁等地得以推广。所以，有人就把这种义约???作是作战时的粮赏：“试有约作胜气也，请以战喻。庚有粮，则将勇；军有赏，则士往。矧提文阵之五兵，鏖词场之大敌者乎?此义约之所以立也。高安旧有南宫义约，今年邓君仲翊主之，且于约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鲁肃又济之也。士气其百倍乎?拔帜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高安义约序》)可以说，这种物质上的保障确实能带给士子切实的帮助和莫大的精神鼓舞。 　　故而，义约支助士子的组织形式便被很多地方吸收和借鉴。纵览宋人文集对义约的记载，以江西、浙江最为盛行，如右表： 　　 　　与此相应的是，义约流行的浙江、江西，也是当时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学者统计，有宋一代，两浙地区共有进士9375人，位居首位；江西也高达5356人，排名第三。可见，这些地区科举人才的兴盛与义约的作用不无关系。但单是义约的经济功能似乎并不能成就士子们的学业，事实上，义约除了解决士子们经济上的难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他们以约为名共同学习举业。 　　义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组织形式：经济上类似于互助会，活动形式上则等同于当时的文社。方岳《题义约》诗对第二种义约描述道：“向来祁山赭如天，迩来祁山翠如碧。祁山草木皆精神，祁山人材方气魄。君不见癸丑诸贤奉亲策，武成殿前天咫尺。太微星动豹尾班，祁山人作龙头客。所以天留老子山之侧。为守云烟护山碧。山转碧兮人转奇，未许右科专此席。前头更有文状元，努力风鹏九霄翮。”从“亲策”、“文状元”等诗歌内容上看，很显然，这个义约是祁山士子为科举考试而结成的盟约。又，王义山《甲科义约序》云： 　　甲乙科，汉制也，进士歆羡之。国朝以甲乙分科，第自兴国八年始。衡之安仁、宜阳乡举进士者，以甲魁义约籍来访，约以甲魁名……士固荣于甲科也。东坡而乙科，齐贤而丙科，亦奚拘于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赐第一人及第，有自此籍中出者。 　　可见，士子们在即将赶赴省试之时，共同约定以登甲科为奋斗目标，并以此名约，也希冀自己能如约所愿高登甲科。此外，有些义约甚至直接以科举考试内容命名，如：“国初殿廷惟用赋，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吾瑞先达竹溪雷公(孝友)，亦以赋魁南宫位枢府，由是以声律鸣者愈众，摇锋词场赋为盛……是年，赋四人皆在约。明年，予侥幸偕约中人擢第，掌籍而试别头者亦第。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词赋义约序》)诗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皇帝在殿试时喜欢以赋试士(宋徽宗朝废诗赋改试箴)，使得士子们对赋更为重视。此序写于淳?十二年(1252)，作者姚勉于次年(1253)以词赋擢廷对第一。可见，他们以义约为名义，形成类似辅导班的组织，相互交流、切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