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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调整研究 一、引言 监管当局对银行业实施资本监管,并对之提出明确的资本要求和纠正措施,将对银行的资本调整策略和风险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衍生出如下问题:当银行的资本水平低于或逼近监管门限时,为规避来自监管当局的或有制裁,银行是如何对此做出反应的?更具体地说,当银行的资本比率低于或逼近监管门限时,银行如何改进其资本充足水平?是通过调整资产组合、降低风险资产的比例,还是积极地利用和管理资本工具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水平?既有文献通过研究监管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产组合整来推断其风险行为的变化,进而推演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长期影响,而对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和资本工具管理的研究寥寥。近年来,Ito和Sasaki对日本银行业的研究发现,当银行处于监管资本的约束状态时,银行会在调整资产组合和降低风险资产规模的同时,倾向于发行更多的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资本工具,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管理其资本充足水平,这无疑对“资本监管能约束银行风险行为”的监管理念提出了挑战。那么,我国银行业在其资本充足水平低于或逼近监管门限时,又是怎样管理其资本充足水平的呢?它们在调整资产组合构成和风险的同时,是否也在利用和管理资本工具? 带此疑问,本文将以我国57家商业银行在2000-xx年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研究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发现监管压力并不影响样本银行的风险行为,但对其资本调整策略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银行违背监管资本要求时,监管压力对其资本调整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当银行逼近法定最低资本要求时,其主要通过调增附属资本的方式来管理资本充足水平。其政策启示是:资本监管不一定能达到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目的。因为在资本监管压力下,银行不一定非要通过缩减风险资产规模来提高其资本充足水平,它还可以通过使用和管理资本工具的方式来满足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应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银行实行分类的资本监管。因为监管当局对资本不足银行的资产扩展、业务或机构的准入限制等,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银行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这种监管压力就明显小于全国性银行,进而有可能导致其对监管压力的低弹性反应。 以下的行文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首先给出了计量模型的构建与设计,接着是模型估计、解释和推理,最后是延伸性讨论;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当政府对银行提供储蓄保险时,未受到监管资本约束的银行将倾向于利用储蓄保险的卖权价值①,并不惜以牺牲储蓄保险为代价,承担过度的组合与杠杆风险,以最大化其股东价值。该类银行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们总是倾向于持有少于社会最优的资本水平,从而其违约的负外部性没有反映在市场资本要求之中,因此,监管当局需要对其实施资本监管。 通常的观点认为,资本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风险行为,因为资本监管强迫银行股东承担了较大部分的违约损失,提高了银行股东的偿付责任;同时,资本监管还“诱导”银行将资本配置到更加安全的资产组合中去。但问题是,资本监管在提高银行资本的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杠杆。当资本较为昂贵时,强制性地降低银行杠杆,将减少银行的预期回报,从而限制了银行创造利润的能力,因此,被监管银行有可能会选择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有效前沿,从而导致其违约概率的提高。如Koehn和Santomero的均值-方差组合模型揭示,监管当局的监管资本要求约束了银行的有效前沿,银行将通过改变组合中的资产构成来对此做出响应,他们证明当银行是充分非风险规避时,银行将选择一个更大风险的资产组合来应对较高的资本要求,以补偿由于杠杆降低引致的效用损失,因此,监管资本要求也可能引致银行破产概率增加的不利后果。② 与前述静态模型结果相似,Blum在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中揭示,在资本要求紧约束的情形下,将来一个单位的股权资本对银行将更有价值,当股权资本的筹资成本较高时,银行有激励通过增加即期风险的方式来提高其股权价值。Iwatsubo也证明未来可预期的资本提高将激励银行增加即期的风险③,因为在将来的资本约束期间,资本是更加昂贵的,银行有激励在当前承担更大的风险以提高将来的资本水平。但是,该类模型没有考虑储蓄保险的潜在行为扭曲效应。当银行的决策函数中包括储蓄保险的卖权价值时,提高资本要求将降低储蓄保险的卖权价值,并因此降低了银行提高组合风险的激励。 可见,理论模型的结果受到了特定研究方法、银行决策规则等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同理论文献就资本监管能否降低银行的风险行为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但实证文献更倾向于认为“在一个适当的市场环境中,当监管资本要求是紧约束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如Aggarwal和Jacques对《联邦储蓄存款保险公司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