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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姑娘17年 　　一张黑白照片，片中一位小姑娘手拿铅笔，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前方……这张名为《我要读书》的照片，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改变了数百万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从7岁到24岁，17年间，她的形象和整个“希望工程”紧紧连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是对她的“大眼睛”却是见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记。她是苏明娟，中国最特殊的名人之一，她的这双眼睛曾经被称为“刺痛民族心灵的大眼睛”。 　　 　　幸运与感谢 　　从合肥市出发，向西4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金寨县，这个县是安徽省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山区县和库区县，桃岭乡张湾村在县城的西南。17年前，若没有那张照片，苏明娟之后可能会与这儿的很多女孩子一样――辍学，早早结婚，或在地里刨食或外出打工，波澜不惊地过此一生。 　　苏明娟说：“我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在地里劳动以养活全家。我是幸运的。”1991年5月，正上小学一年级的苏明娟遇到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解海龙，解海龙拍了那张照片――《我要读书》。照片上的她手握铅笔头，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双充满渴望与求知的大眼睛。这张“大眼睛”的照片究竟被印刷了多少次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其冲击力是如此强烈，照片发表后的8个月间，“希望工程”就收到了一亿元捐款，许多汇款点名要捐给照片上的“大眼睛”。 　　从此，“大眼睛”代替了苏明娟的本名，她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转变。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苏明娟可以继续安心求学，再也不必为学费发愁了。在“希望工程”的资助下，苏明娟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2002年9月考上了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1998年6月，她当选为共青团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9年9月，被授予“全国希望之星”称号；2002年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因为这张照片，我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没有‘希望工程’，就没有我的今天。”苏明娟说，人生才过去20多年，在那些知道名字的和不知道名字的捐助人之外，“我现在最想感谢4个人。” 　　前两位是她的父母，“父母给了我生命，养育了我，我肯定要报答他们，给他们很好的生活”；接下来是解海龙，“我一直叫他解海龙叔叔，自认识以来，他就在生活上、学习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关心和爱护”；还有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曹勇，“这些年，我生活和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安徽省内，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建议，比如，我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 　　说这些感谢的时候，苏明娟没有迟疑。 　　 　　被放大了的17年 　　17年来，伴随苏明娟的不仅仅是幸运和感激。可以说，自解海龙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注定不会再平静，其衣着打扮、学习成绩、工作选择等一举一动都被公众所关注，一些言语和行动还可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放大”。 　　一定程度上讲，很多别的孩子可以说、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犯的错误，苏明娟都不能，因为一张“希望工程”的标签贴在了她的脑门上。“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仔细思考”，“因为是‘希望工程’形象代表，很多人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好像我的成功就代表所有‘希望工程’那些孩子的成功，我身上背负着很大的责任。”苏明娟说。 　　从一个濒临辍学的小女孩到万众瞩目的形象代表，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最初的新奇过后，苏明娟不得不接受很多改变，沿着一条看起来是设定好的轨道前行：接受一个又一个采访，出席一场又一场公益活动。许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大眼睛”就是旗帜，就是希望，这是你的责任。“我愿意承担责任，但太累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流露出压在心底的波澜。当时，连谢海龙也发出了“苏明娟需要的是一份平静”的呼吁。 　　但更多的事情还是被放大了。 　　要求停止捐助的请求一石激起千层浪。2002年10月12日，苏明娟就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写了一封信，主动要求退出“希望工程”已对她进行了12年的捐助，“我觉得进入大学，每个人都应学会自立、自强……我想那些捐款可以用在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同学身上，让他们不再受贫困的困扰。”在社会上，她的这一举动甚至引发了关于自尊自强的讨论。但最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是没有同意苏明娟的要求，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向你提供援助，直到你毕业后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为止。” 　　5年后，回首刚入大学做的这件事情，苏明娟依然认为自己当时作了正确的选择，她说：“‘希望工程’已经捐助给我大学学费，我每个月生活费400块钱，靠勤工俭学可以解决一部分，我当时是很诚恳地希望把捐助提供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还有售楼小姐事件。2003年暑假，苏明娟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合肥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卖出了几套房子，赚了几千块钱。这一信息被媒体报道后，一些人认为苏明娟被利用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她是在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希望工程”的招牌来赚钱。现在谈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