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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代课教师人生答卷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野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2010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剩余的31万名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等待命运的裁决。 　　这一消息引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行动也随之发起。他和青春：理想，嘱托，扎根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荡荡的，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着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2010年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教师大军，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会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儿黑，面庞消瘦，严重的眼疾甚至让他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响应号召赶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了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表率。”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老家农村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30多个孩子代课。 　但仅仅10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事实上，王建林若从城市返回农村选择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可能还会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教委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们。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会影响他们一生。”他穿上那套整洁的军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用着哥哥的名字。 　　“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王建林任职的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刺激了适龄受教育者的激增，也凸显了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他们原先是农民，然后被称作“民办教师”，后来改为“代课教师”，最高峰时有58万名之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生命的诡异――实现梦想，却以失去哥哥为代价。幸好有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22年间，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 　　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最中央的低洼处，也是雨水的肆虐之地。教室的昏暗让王建林几乎贴在黑板上写板书。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疼，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以让孩子们免于在漏斗般的屋顶下挨雨淋。 　　一位曾经的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他时常挑着担，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用衣角给淘气的男孩儿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买煤取暖已难添一笔一纸，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一个废旧喇叭在孩子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唐诗。 　　1997年夏天，一场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灯泡一样肿起来，视线模糊、疼痛怕光。最后他只得蒙上纱布，靠记忆讲课。一个乡教委干部得知情况后为他申请了300元医疗费，这使他的视力得到了部分恢复，同时也留下了后遗症。 　　“心里亮堂就行。”日渐失明的王建林笑着说。“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王建林同时带3个年级的20个学生，用的是复式教学，即一个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这从他留在教室里的板书中可以看出来：学前班学拼音。一年级学生字，二年级学加减法。而王老师在传统方法基础上钻研出“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法之后，还曾在一些教育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连夜大雪把常山小学裹成一片白色。虽然是假期，但2010年1月16日这天，王建林还是认真清扫了每个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王建林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已经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为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