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学与音乐作品中“意义”.docVIP

释义学与音乐作品中“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音乐是听觉艺术，探讨它的“意义”远不如文学和美术来得快、来得直白。因为“意义”总是与“实物”相结合的。例如：文学中的“实物”是文字，通过文字，读者能够明白作者想表达的内容；绘画中的“实物”则比较多――色彩，线条等，通过这些基本元素，也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画家所画何物。但对于音乐来说，“意义”就显得不那么直观。而不那么直观“意义”的音乐又客观地不容置疑地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正如于润洋先生在《释义学和音乐美学》中所谈及的那样：“音乐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反映形式，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的一种表现手段，它难道不包含某种“意义”吗”①？既然音乐作品当中存在“意义”，那么到底“意义”的内容是什么？ 　　 释义学（hermeneutics），顾名思义就是对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20世纪，德国音乐家克莱兹玛尔将其观念引入音乐美学史当中，使得释义学与音乐艺术相融合。克莱兹玛尔认为：“（音乐）形式不仅仅是提供给声音运动的场所”②，此观点与汉斯克立的形式主义美学“音乐‘意义’的美就是其本身，与其他任何外物没有联系”的观念明显不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是许多专家学者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本文笔者通过释义学的发展过程，结合音乐美学理论，再次对艺术音乐中“意义”的理解一抒己见。 　　 二、透视作品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要了解一部音乐作品时，不能脱离其客观背景条件，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时代背景对作者的音乐创作有着及其重要影响。意大利的哲学家维柯（G.B Vico）认为“理解和解释事物特别历史事物的意义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③。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需要将事物重新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探究和思考，用维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是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生发出来的过程。每逢时代发生是如此，发生的事物也是如此，不会另样”。于润洋先生在他的《释义学与美学》这篇文章中提及“他（维柯）认为……不能用自身的尺度去衡量判断一切事物，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历史”④。虽然于润洋先生就此批评了维柯历史观中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是维柯的这一思想正是强调了承认并研究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就音乐作品而言，时代背景是产生音乐的重要土壤和前提。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涌现出了许多以“母亲”为题材的作品，反映了许多士兵厌战、思念母亲的情绪。例如：Mrs.M.W.Stratton和M. Keller所写的歌曲《妈妈，请让我保持清醒》（Keep Me Awake Mother）⑤就是描述一位即将要死去的士兵在临死前思念母亲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就无从得知这种思念情绪的由来。所以当我们研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音乐作品的“意义”时，我们就必须将其放置在当时客观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当时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 　　 三、了解作者、注重音乐本体 　　 首先，作者的经历、理念、追求和个性等都会给音乐创作留下深刻的痕迹。只有充分了解作者本身各要素，才能读懂“痕迹”，进而理解音乐“意义”。19世纪著名的释义学家施莱尔马认为，如果作品脱离了当下产生它的环境，那么就失去了他原有的意义。我认为，这里的“环境”不单单指的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还应该包括作者所经历的人生。因为作者的生活经历与当时大环???同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不可改变性。作者的生活经历包含了作者的成长过程、教育背景、甚至往来书信等等。这些被称为“第一手资料”的信息同样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要素。例如：研究J.S巴赫的专家们必须熟知巴赫一生从未离开过德国，并在音乐创作上受到维瓦尔第的深刻影响，由于巴赫是一名忠实的路德教教徒，所以在理解巴赫作品的“意义”中才会感受到既有维瓦尔第的印记，又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其次，音乐本体是理解音乐作品“意义”的载体。只有掌握作品外在的各种表现形式，才能驾驭载体，进而理解作品“意义”。音乐本体是音乐的客观形式，即“意义”的表象。19世纪的汉斯克立的音乐形式观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音乐是以乐音的行列，乐音的形式组成的，而这些音乐的行列和形式除了它们本身外别无其它内容……乐曲的内容除了听到的乐音形式外没有其它东西，因为音乐不仅是通过乐音来说话，它说的也仅是一些乐音而已。”⑥当然他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人类情感在作品中的意义，这是片面的，但他极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人们不能跳过形式来理解“意义”，了解形式中所蕴含的美是理解的第一步。黑格尔曾说过：音乐形式正是人类抽象的内心生活的感性外化⑦。在理解音乐作品“意义”的时候，必须剖开音乐形式的外衣，才能认清并把握其蕴含的内容。 　　 四、充分发挥审视者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承认客观事物存在的前提下，必须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