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浪的马当路.docVIP

曾经风浪的马当路 “白来尼蒙马浪”，则名字读起来，龊克得来要命，老上海也习惯叫它，“马浪路”。 （图：旧时的霞飞路、白来尼蒙马浪路路口） 既然这里过去是法租界，找来原名看看：“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Brenier de Montmorand是谁？有两种可能，淮海路过去叫霞飞路（Avenue Joffre），这个“Joffre”大家都知道的，是法国元帅。那么，马当路原来的名字，很可能也和法军有关，Antoine Fran?ois Brenier de Montmorand，法国第一帝国时期荣誉军团的将军，创立了第三军团。 还有一种可能，1906年开始用的“Brenier de Montmorand”的路名，取自同治三年，法国驻沪总领事Brenier de Montmorand Vicomte，当时的文献中，就翻译成“白来尼”。此人在光绪二年（1876年）至光绪五年，又出任驻华全权公使。 马当路被开发之前，是一条以老式石库门建筑为主的居民密集的老马路，在当地老居民心里，向来把马当路分成，南马当路与北马当路，以合肥路为界。 在合肥路与建国东路之间的马当路，曾经被棚户区的扩张所梗阻，南北互不贯穿，陌生人找到这里常常会迷糊，明明是相邻的门牌号，却要从黄陂路，或者淡水路绕行过去后才能找到。 南马当路虽然也有石库门建筑，但两边的房子破败，与石库门房子夹杂着年代不很久远的西式新式里的北马当路，形成了“上只角”与“下只角”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现在的马当路，一幢幢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各种高档的消费会所和商场，使这条一向低调的路，猝不及防地变得时尚起来。 宠辱不惊的马当路，在过去的岁月，承载它们痕迹的，便是这条路上默默伫立着的老房子。又因为地处管辖相对“宽松自由”的法租界，当时许多中国革命党人和外国人就利用这一条件，积极从事各种组织活动，马当路上风浪不断，却始终声色不动。 其中，最有名的要属一条叫做“普庆里”的石库门弄堂——在马当路306弄的弄口，挂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招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曾在这条弄堂内的4号——换句话说，如果棒子真要考证历史，那么，他们国家的历史，应该往前再推26年，从上海的马当路算起。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将朝鲜变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总督府成为朝鲜的最高统治机关。1919年3月1日，朝鲜人民组织了反对日本统治的“三一起义”。起义失败后，大批朝鲜爱国志士、独立运动领导人流亡上海，继续组织反日运动。 1919年4月11日，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李承晚、金九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普庆里4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为大韩民国元年，从这年的4月开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经13任总统，10任总理，在中国大陆一直存在了26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才迁回现在的首尔。 在这26年中，从1919年到抗战爆发，大韩民国政府的历任总统、总理，都在马当路上的这条弄堂里办公。抗战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的綦江县，并一直到抗战结束。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期间，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韩国临时政府训练军事人员，组织韩国光复军，共同的抗日。 尹奉吉和金九策划刺杀日军司令白川义则，也是在马当路策划，并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被称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在尹奉吉事件后，得到了上海工商业者的支持，掩护至嘉兴南北湖避难。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经常有各界韩国人士结伴成队前来参观，他们中有在职总统、在职国会议长和在职国务总理等。几乎每一位来上海的韩国人都要到这里来“朝圣”一番——比较有趣的是，这个韩国人的“圣地”，离我们党的红色圣地，“中共一大会址”，直线距离只有200米。 从旧址往南，在原马当路404弄1号（现已拆迁），曾是高丽小学，流亡至此的韩国孩子，当年就在这里上学，小小的天井里立过一个篮球架，那篮球架一直立到房子被拆除的那一天。 马当路上不仅有，这里还有不少文化名人的旧居。比较密集的一处，就是位于马当路278弄的“西成里”。西成里的16、17号，就是书画家张大千和他的长兄张善孖的旧居。 1923年因家道中落，24岁的张大千从四川内江来到上海，寓居在这里，兄弟两个的天井和客堂都是打通的。17号楼下的客堂间，是兄弟俩的画室，取名为大风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氏兄弟举家迁往苏州网师园，不久又迁回了老家四川。 16号是一幢典型的两上、两下石库门房子，屋面铺设着青色蝴蝶瓦，外面有高高的围墙。楼下正中一间是客堂兼卧室，后面是灶披间。客堂上层，即前楼，住着当时已蜚声画坛的黄宾虹。于是，一上一下，两个年龄和名声相去甚远的画家，在此结下善缘，彼此成了好朋友。 我们曾经在高安路一篇中介绍过的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