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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救援需要援建国家工程 　　“动车事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在突发自然灾害与重大事故后，心理救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全国心理援助人才数据库网络正在搭建中，但现实操作中仍困难重重，这是一项需要引起重视，列入法律甚至形成援助体系的重大工作 　　 　　灾难后，生命救援在和时间赛跑，而心理救援在和时间拔河。 　　“如果发现伤员或者死难者家属有愤怒情绪，就让他们尽量地发泄出来，等他们心理稳定后再做心理危机干预，这要当作一项纪律来执行。”作为“7?23”温州动车组事故心理干预组组长，著名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在事发第二天就带专家团队赶到了温州，组成了浙江省、温州市两级心理危机干预组进驻温州的各大医院，展开伤病员心理评估和干预工作。 　　由赵国秋带队的专家组共有24名专家，到温州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地100多名医院精神科、心理科医生和志愿者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培训。按事先部署，24名专家分为5组，加上新培训上岗的心理与精神科医生和志愿者，分配到12家当地收治伤病员的医院开展救援工作。 　　 　　一次全新的尝试 　　在第一次对伤员和遇害者家属进行心理访谈后，赵国秋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恐惧、焦虑、愤怒等负性心理问题，特别是愤怒情绪，不论比例与程度，都比2006年的台风“桑美”和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等国内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大得多。 　　“主要原因这次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人祸往往使受灾的人更加愤怒、抗拒以及产生更大的心理恐惧，心理救援难度也增加不少。”赵国秋说。 　　这一次，他的纪律格外多，除了要做到忍受被干预者的愤怒外，还要严格限制非心理学专业志愿者和自称心理学人员到伤员病房；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操作等。 　　“以前‘自’愿者也很多，但他们缺乏组织、也缺乏技术规范，按照之前的经验教训，他们曾出现过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所以这次完全采用专业人士进行工作，第一次采用了系统而完整的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心理干预。”赵国秋对《小康》记者表示。 　　专家组工作人员从早上7点开始工???，往往要持续到夜里12点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事故的生命救援逐渐结束，而他们所进行的心理救援仍持续而忙碌地进行着。 　　赵国秋最为牵挂那些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孩子。备受民众关注的小伊伊不仅身体遭受重创，心理也受到了极大刺激。在跟踪小伊伊心理状况时，赵国秋发现她晚上经常噩梦、惊叫。常常因为害怕而哭泣，情绪也十分不稳定。而和小伊伊一样，在此次事故中受到刺激的孩子还有十来个。专家说的是大人的话，小孩无法理解与领会。难以与专家们建立有效的交流。面对这些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小孩，“该由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们失去亲人的现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赵国秋表示。 　　专家组对此反复研讨，认为从目前看，最稳妥的方法是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由他们的亲人和院方尽最大可能恢复生活原样，而不是接受此时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认养。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接下来，专家组正在积极拓展领域，设置追踪制度，发现一个干预一个，出院后仍要继续追踪，转移到外地的，则由属地省级相关机构继续追踪。 　　 　　从“不待见”到“急需要” 　　8月19日晚上，心理学界的专家们齐聚在浙江大学，展开了对此次工作模式总结的学术研讨会。这一次心理救援的有序和科学性得到了学界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让赵国秋颇感欣慰的是，自“5?12”汶川地震以后，心理援助工作者们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功夫，终于能够派上了用场。 　　三年前，“5?12”汶川地震之后，中科博爱心理医学研究院院长傅春胜在第一时间应中科院心理所征召带队来到北川。 　　“你们可以做工作，但别添麻烦，你们做你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但你们要把调查的情况和数据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帮不了你们。”傅春胜至今记得初到北川时，当地政府官员对他们团队所说的话。当地政府的态度很明白：不反对就已经算是一种支持。而在开展工作时，他们直接感觉到了当地民众和政府对心理援助的误解和抵触，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标语。 　　他们在误解中坚持着，一直陪伴着灾民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三年后，新北川建成，老县城的居民告别了板房迁入新居。而傅春胜等专家和心理所北川站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为了老北川县城居民的朋友，三年的时间使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建立了长期的心理重建和健康培养。这一次，当地政府也主动找到他们，承诺在新县城为他们提供办公条件，请求他们留下，随着居民一同搬到新县城来。 　　三年来，傅春胜一直奔波在四川、玉树、舟曲和盈江四大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工作。当他第一时间赶到玉树灾区时，惊喜地发现当地心理学会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机场等待他；当他赶赴云南盈江地震灾区时，当地政府也热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