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大国医改》.docVIP

朱幼棣《大国医改》 　　从2001年至今，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的岗位上呆了十年，被人形容为“高级幕僚”。过去几十年从未对现实政策有过公开言论，在61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朱幼棣曾经写过关于珠宝鉴定的册子，也撰写过大散文风格的《后望书》，而新近的《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在写完《大国医改》的时候，他又有了另一种强烈的伤感：“比较伤，很受伤。我想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是没法忧的。” 　　 　　种种经历的切肤之痛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黄岩度过的，出生书香世家，长辈不乏有名望的官员。1957年，他8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在黄岩城内教书的母亲受到牵累，被调到乡下小学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环境从城市换到了农村。而后，朱幼棣的父亲在劳教农场劳动，母亲全身浮肿，得了肝病，医院的治疗手段简陋至极：每天打一针葡萄糖，但母亲竟奇迹般地活过来。朱说，自己也得过急性黄疸肝炎，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也得以康复。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医疗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幼棣感触颇多。年少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中草药更多地得到采用，还出现了世界闻名的“赤脚医生”。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卫生医疗开始了市场化，新的检测设备进驻各大医院，“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等医疗服务被人们广为讨论，药品厂家纷纷升级换代。在医生们开始专注于赚钱的时候，朱幼棣对医改的想法还比较朴素：“我只是觉得穷人因病致贫是很大的问题。医改能做的，应该是将最穷的人拉一把，这是最应该做的，其他的体制分配也应该这样做。” 　　曾经在新疆，当他看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时候，塞给了生产队长两百块钱，生产队长变得非常激动，因为他从来没见过面值100元的钞票，他要把唯一的财产一一只羊，宰杀来招待朱幼棣。 　　“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忆起来很是感怀，“即使是一年交几十块钱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都交不起。我们能不能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直到现在，朱还一直在不同的文献中探讨国家基本药物“免费药”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还会怀念“赤脚医生”：“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低水平、广覆盖、体现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可获，导性方面，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的中国医疗卫生，自然不是他理想中的这个样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确立了产权改革的方向，以及实行医药分开等几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他自己就有切肤之痛。2002年，朱的父亲住进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医院。治疗期间，医院每隔一两天就通知交钱，否则停药。药是没有停过，但78岁的老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大输液，心脏不堪重负，出现心衰症状，最后挂着针去世，当时病房里却没有医生。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清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花了一年半写下近40万字的《大国医改》 　　朱幼棣爱写作。在做记者期间，他是党员干部楷模《孔繁森》的主要作者。在国务院研究室，他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等。不过，在《大国医改》之前，朱幼棣公开发表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染指过关乎决策层面的现实题材。 　　朱幼棣认为，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写这个一点也不难，开始动手时，才发现其中的艰苦之处。”书最后取名《大国医改》，也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众多，迂回复杂的缘故。 　　2009年夏，朱幼棣开始了《大国医改》的写作。恰在那时，新医改方案发布不久，有关新医改的论坛、新闻采访报道很多。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与会者情绪高昂，讲的多是新医改方案的有利一面，毕竟，该方案经过几年酝酿，其间，经过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和修改。但朱幼棣说，自己没有那么乐观，正因为文件在部门之间反复往来征求意见，就难免埋伏了一些常人不易分辨的内容，说得直白点，就是权力的纷争与利益的纠葛。 　　朱幼棣希望写一本能够真真切切对医改进行分析，并有着鲜明观点的书，最初计划写作时间是两三个月，约十五六万字。但没想到，一下笔就停不下来，最后花了近一年半时间，写了近40万字。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这本《大国医改》涉及医疗、卫生、医保、医药各个方面，有鲜明的观点和真切的分析。 　　在朱幼棣笔下，医改的复杂性，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被呈现。笔触穿越数十年的政策流变，串联中央到地方的体制现实，横跨医疗改革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