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docVIP

20世纪70- 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学术研究论文 20世纪70- 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王业昭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200083） 摘　要：美国妇女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是贤妻良母，而《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合法化都旨在颠覆这一身份。对于已内化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妇女，她们自然把上述两者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以此来维护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家庭模式。通过解析美国妇女在反ERA和堕胎合法化运动中的参政行为，文章着力体现社会性别因素是促使她们投身反女权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 ：美国妇女；社会性别； 平等权利修正案； 堕胎权 中图分类号：K712 收稿日期：2014-10-1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上海市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美国妇女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实践”（14ZS07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业昭，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研究。 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将美国的女权事业发展推向高潮，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几乎与此同时，反女权运动力量也逐步形成合力，从70年代开始对女权运动发动全面反攻，而妇女则是此次运动的主力军。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全面而丰富，但对于此一时期同样影响广泛的反女权运动，国内相关研究者却几乎未给予关注，研究成果亦相当阙如。 第二次女权运动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从而实现男女社会地位完全平等。持保守思想男性反对女权运动的各项主张易于理解，但大批女性同样积极参与反女权运动就看似有悖常理。纵观历史，她们在70-80年代积极参与反女权运动的“反常”行为是政治、经济、宗教等综合因素使然，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主要成因。 一、美国妇女“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身份 生理性别与生俱来，不因种族、肤色等差异而拥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与之不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概念，特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男女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气质和角色，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作用。[1](P145)虽然社会性别概念涉及生理性别的双方，但对妇女却有着特殊意义。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她们的生理所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所规范，在社会制度和家庭环境中形成。[2](P19)可见，社会性别理论指出妇女的从属地位是特定社会文化构建之结果，本身渗透着一种权力关系。 美国是移民之国，其社会性别观念是从欧洲（主要英国）移植而来，而欧洲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根源于宗教信仰。上帝说：“我要增加你的劳作之苦，你必须孕育子女，臣服、依靠你的丈夫，因为他是你的主人。”男女都必须对上帝存有敬畏之心，但女性还必须臣服于自己的丈夫。女性的所有辛劳，尤其是孕育子女的痛苦与危险都源于夏娃违抗上帝意旨的应有惩罚。[3](P220)据此，欧洲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一步明确界定了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 黑格尔认为：在一个道德完整的家庭，妇女的存在依据她对丈夫、子女所做的整体贡献。妇女的生命价值体现在其对家庭的付出，这是她的快乐之源，她们不能为一己私欲而违背。同时，丈夫却有着双重身份，因为作为公民，他有义务去服务整个社会。[4](P425)可见，黑格尔认为女性的活动领域是家庭，身份也只应是贤妻良母。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指出：家庭是一个私人领域，妇女应身处其中，实现自身价值。家庭主妇之成就只是从属者所能获得的有限完美，这与男性在公共领域获得的整体完美根本不在同一层次。[5](P34)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实质是女性只能在家庭领域发挥作用，社会事务管理是男性的专属权利。总之，上述两位都将男女分别界定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而两者既分离又有联系，对男女有着不同含义。女性在家庭领域，职责是生儿育女、照顾好家庭成员。男性在公共领域，从事一切社会事务的经营管理。 移居北美大陆后，欧洲移民完全沿袭了欧洲习惯法对男女社会性别身份的界定。虽然在北美殖民地开拓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妇女除了承担家务劳动，还必须和男人一起进行户外耕作，成为家庭生存、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即便如此，男性仍在家庭和社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女性的社会身份只是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她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社会性别身份得以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被称为性别角色社会化(sex role socialization)。 性别角色社会化主要指男女在后天，通过各种方式对自我“恰当”社会身份的认知与习得，是社会性别身份形成的最主要成因。美国历史上，家庭和学校教育都鼓励女孩培养遵从、被动接受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