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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遗产 文/吉姆·柯林斯 研究生院正在进行一场讨论，一位教授在挑战我班里的一年级的学生：管理者和领导者有区别吗？学生的讨论如下：“领导者确定远景；管理者想办法实现远景。”一个学生说道。“领导者鼓舞士气和激励员工，而管理者使事情井井有条。”另一个学生说道。“领导者提升人们的价值。管理者管理细节。” 以上的讨论揭示了人们对“领导力”顶礼膜拜而对“管理”不屑一顾的现实。 领导者富于灵感。领导者形象高大。领导者是那些身穿黑色皮夹克，戴着墨镜，身影潇洒酷酷的年轻人。而管理者则是那些沉闷无趣，缺乏个人魅力的书呆子。我们当然都希望成为领导者，管理这样无聊的苦差事还是留给别人吧。 然而，我们这种想法实际是幼稚且充满误导性的。正如德鲁克在《管理》一书中指出的，“最好的领导首先是最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那些一味追求领导而不善管理的人无论对组织或社会都将非常危险。 德鲁克的方法论 商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鲍勃.班福德曾经说过，德鲁克对自由社会的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同意。为了使自由社会发挥其功能，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都有高绩效、自我管理的机构。这种要求不仅仅是针对商业部门，而是大而化之到整个社会部门。如果没有这些高绩效和自我管理的机构，正如德鲁克指出的，唯一的选择就是专制的暴政。反过来，强大的机构依赖于有效的管理。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管理的实践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本书对管理本质的掌握比德鲁克的《管理》一书更精准。 德鲁克对我第一次影响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当时我和杰里·波拉斯正在研究20世纪伟大的公司。我们越深入研究这些公司，如通用电气、强生、宝洁、惠普、默克和摩托罗拉的早期发展和思想，我们就越会发现这些公司都打着德鲁克的知识烙印。戴维·帕卡德在创建惠普公司早年的笔记和发言稿受德鲁克著作影响之深，以致我眼前浮现出一幅图画：帕卡德手捧德鲁克的经典著作在做管理的布道。当我们完成对20世纪伟大的公司研究，我和杰里在为我们书名犯愁，我们想了一百多个书名，都不合适，非常沮丧，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干脆把这本书叫做《德鲁克是正确的》（后来我们把该书起名为《基业长青》）不就行了嘛！” 德鲁克的巨大影响源于什么呢？我相信，答案不仅仅在于他提出的具体的思想，而在于他构建这些思想的方法，德鲁克的方法论由四个要素组成： 他向窗外瞭望，而不是对镜自照； 他总是从结果出发； 他大胆提出问题； 他所有的著作都倾注了对个人的关爱。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谈起有哪些思想家影响了我们。我提到了德鲁克。我的同事皱了皱鼻头说：“德鲁克？”“但是，他太务实了。”如果知道他的思想因受用而遭到批评，我想德鲁克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德鲁克的思想之所以受用，是因为这些思想源于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他总是敦促人们放眼展望，到现实中去发掘思想，以“向窗外瞭望，不要对镜自照”来鞭策自己和他的学生。德鲁克与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泰勒等经验主义论者并驾齐驱。达尔文以大量笔记和文稿记录了鸽子和海龟的习性。弗洛伊德把他的治疗实践作为他的实验室。泰勒做了大量的试验，系统地研究数以千计的工作细节。和他们一样，德鲁克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经验之中，然后问道：“哪些基本原则能用以解释这些现实？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原则？” 德鲁克属于成果教堂里的信徒。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我们如何能达成最佳结果？”然后再得出答案。而非从某一个具体宗教信仰的视角去寻找具体的答案——领导力教派、文化教派、信息教派、创新教派、分权教派、营销教派、战略教派等名目繁多的教派。他始于产出——首先定义成功和成功的标志，然后再决定相应投入，而不是反过来。紧接着他会向他的学生和客户传播他对成果的信仰，不仅仅对企业界，同样还向政府和非盈利机构传播。你的使命越神圣，他对你要求就越高：什么将定义最佳的绩效？“良好的愿望”，他会不动声色地嚷道：“不是无能的借口。” 倾注对个人的关爱 尽管德鲁克的思想很实用，但他既不在技能层面或细枝末节上做文章，也从未向现代学术界屈服，去回答（用已故的约翰·加德纳的话来说）那些“措词越来越精准而内容越来越离谱的问题”。通过坚守自己作为一个视管理为人文艺术而非科学的管理学教授的身份，他赋予自己更大的自由去探讨更大的问题。我第一次读到德鲁克的书是我在加州蒙特雷度假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在我们的一次历险步行中，走进了一家旧书店，期待能淘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宝物。我拿起了一本破旧不堪、卷着书角的《公司的概念》，想借此了解一下如何建立公司。但是我翻了几页就意识到，该书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公司在当下这个文明社会的适当角色是什么？德鲁克曾应邀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内部视角去观察这家公司。他看得越多，就越感到坐卧不安。“通用汽车可以被看作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成功与失败的典型”，他后来